张謇与民初的《商会法》之争(2)

　　但到1914年初，张謇认为农商部接管卷内各省农工商总、分会对于各地方官署往来公文参差不一，农会用呈，而商会用公函，致使农会“时有逾越并援商会之例以抗争者”，遂重新制定商会与官厅的行文程式。规定嗣后凡京外行政各级官厅对于农工商总、分会往来公文一概用令用批，农工商总、分各会对于京外行政各级官厅一律用呈。各省商会联合会事务所暨商会附设之商事公断处以及外洋中华商会，对于驻外公使、领事并内地行政各级官厅行文，体例均照以上办理。同年1月17日，北京政府将农商部拟定的这一行文程式登入第609号政府公报，通咨各省都统、民政长、驻外公使分别饬遵在案。

　　新行文程式颁布之后，许多商会意识到此事“关系到全国商权，凡我团体，断无有忍受此压制者”。不少商会认为，行文程式的修改，是约束商权，降低商会的地位，其要害在于将商会贬为官厅的隶属机构，使各级行政官厅“微员末职皆得令之”，由此导致“商会事宜将呼应不灵，惟有任人摧抑，俯首听命而已”①。所以，各地商会函电纷驰，强烈要求取消部文，仍照前定公文程式施行。

　　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总事务所领衔致电农商部，转告了各省商会的要求。但张謇却回答说：行文程式“已奉教令公布，复经国务②院厘定文书用纸、程式及条例，通行农商部，岂能擅改!”同年3月，全国商会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与会代表对张謇的态度极为不满，议定再行致电大总统、国务院及农商部，言词也较前更为激烈。农商部回电表示，有关行文程式的修改，须正式呈部，由农商部会同法制局商酌核办。其语气较诸张謇前所回答略显平缓，但仍未应允商联会的要求，因而与会代表依然不满。有的代表指出，农商部回电根本无法自圆其说，“何以发布训令之前不先商酌于法制局，而事后见商人不能承认，始行交法制局，可见前此宣布农商部用呈用令之令已不成立。各省代表均应自行函致本省商会，声明自省长以上用呈，省长以下用公函。”③最后，会议根据多数代表的意见，通告各省商会，宣布农商部所定新行文程式为无效。同时拟订致农商部的正式呈文，阐明官厅与商会之间的行文用令及呈，不仅于商会有大碍，而且农商部也“将有孤立之虞”。

　　在全国商会联合会的强烈要求下，农商部于1914年6月批示：各商会对于县知事，关于设立解散等应立案注册者，仍一律用呈、用批、用令，其余陈述商情及官署之咨询与商会之答复一切普通言事之文，则彼此用函。但一事之终结应存案备查者，也仍用呈、用批、用令。对农商部的这一让步商会并不满意，全国商联会又呈文农商会，要求将“存案备查”的范围，明文定于专指关于商会直接诉讼事项应存案备查者而言，“其非关直接诉讼者一律用函”。农商部回答：对于县知事用呈事项，系指应行立案而言，立案之范围以商会本身之成立变更或废止及本身诉讼事件为断。这样，关于商会与官厅行文程式矛盾冲突的第一回合，以农商部的稍加让步而暂告一段落。但在同年9月《商会法》颁布之后，这一矛盾又再次引起新的冲突。

　　《商会法》并未就商会与官厅行文程式作出具体规定，但综观该法的各条款，凡有关官厅对商会者无不用令，商会对官厅者则无不用禀，实际上使前此商会竭力抗争所取得的成绩消失殆尽。因此，《商会法》颁行后各商会均甚为不满，并表示“若不联合力争，是我商会隶属县知事之下矣”。全国商联会与上海总商会联名上书政事堂，说明自《商会法》公布后，“各商会皆谓窒碍滋多，不便遵守，对于农商部感情甚恶，函牍纷驰，全国哗然”。并强烈要求农商部 “依据事实而定法律，勿徒信法律而弃事实”①。另还致函各省商会，表示“此事关系非浅，万一不能照准，仍应坚持，以盾其后”。在1915年3月全国商会联合会为讨论如何抵制《商会法》而举行的临时大会上，与会的各省商会代表又曾专门商议这一问题，无不表示应坚持抵制，誓达目的。并共同拟订禀政事堂和农商部文，说明此次抵制行动并非“商会敢于违法也，亦非商会与地方官较量尊卑也，事实所在，有不可勉强者”①。然而，张謇对商会的要求却不以为然，且认为商会对行文程式的抗争，只不过是“与官吏争形式之短长”，并无实际意义。由于张謇与商会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相去甚远，一时难以达成共识，但商会仍坚持予以抵制。直至1915年农商部对《商会法》加以修订，这场争论才告结束。

　　三、改组商会之争

　　商会改组之争，是当时商会抗争《商会法》的另一个焦点。根据《商会法》的规定，各省在省城、商埠及其他商务繁盛之区域，得成立商会，另在省城设立该省商会联合会，而对清末即已成立的各省商务总会的合法地位，则只字未提，试图在无形中予以取消。并要求前此设立的商务总会、分会及分所，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以六个月为限，依本法进行改组。随后颁布的《商会法施行细则》，更进一步规定：“商会法施行前成立之各省总、分各商会等，遵照商会法规定六个月期限，一律改组为商会，其不合商会法所规定及逾限不报者，应即取消。”同时还明定每县只以设立一会为限，“如一县原有数商会者，应由该管地方长官查明区域内商务最繁之地设立商会，其余体察情形，或裁撤或改为该县商会分事务所。”②

　　由此不难看出，若按照《商会法》的规定对商会进行改组，至少在两个方面将对商会的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其一是撤消各省的商会总会（有些在民初已改称总商会），以松散的临时集会性质的商会联合会取而代之，甚至连素称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以及作为华北商会之枢纽的天津总商会，也必须取消;其二是各县只能保留一个商会，其余的商会皆须裁撤，或者是改为商会分事务所。其中特别是总商会的撤消，对商会的影响尤为突出。因此，各省许多商会对《商会法》有关商会改组的规定均表示反对，要求保留已经成立的各省总商会，并对一县设立商会之数不予限制。

　　1914年12月，由上海总商会出面领衔，会同全国各省商务总会（总商会）禀文政事堂，表达了全国各商会反对《商会法》有关限期改组商会的共同立场及坚定态度。同时，上海总商会还汇集各省、各埠有关文函摄印成帙，分订两册，另附广州商务总会讨论商会法草议一册、全国商会联合会商会法议案一种，连同禀文一起送交北京政府，要求“转呈大总统俯察舆情，准将总商会及全国商会联合会，依据事实发交参政院规定法律，以免妨碍而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