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光于天下照四方”——《魏源全集》出版感
辛亥革命网 2011-05-01 00:00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章开沅 查看：
为纪念魏源诞辰210周年，经过岳麓书社和许多学者的多年辛勤劳作，这位中国近代早期伟大思想家千余万字的全集即将付梓问世。亡友林增平、杨慎之诸先生的遗愿得以圆满实现，魏源研究将因此更可深化与拓展，我为此感到极大的欣慰。
对于魏源，前人评价已多，其中以齐思和先生之论析最为概括而又贴切。早在半世纪以前，他已经指出：“夫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凡此数学，魏氏或倡导之，或光大之。汇众流于江河，为群望之所归。岂非一代大儒，新学之蚕丛哉?”（《魏源与晚清学风》）
鸦片战争以后，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刺激下，中国逐渐萌现与发展的维新思潮，实由林则徐、徐继余田畲那一代开明士大夫发其端绪，而魏源则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者。魏源正如其挚友龚自珍一样，都是自觉地承担开风气这一启蒙历史重任的，他在《海国图志叙》中即以“创榛辟莽，前驱先路”自我期许。而他对我们民族的最大贡献，就是从一开始就把人们对于外来侵略的义愤引向理性的思考，即所谓“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愤悱”一词出于《论语·述而》，其涵意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把愤悱与启发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与整个民族的觉醒联系在一起，这正是魏源高于当时一般爱国文士的智者风范。
魏源借用明臣之言：“欲平海上之倭患, 先平人心之积患。”认为欲御外侮，首先就需谋求人心的“违寐而觉”。他不仅主张“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而且特别强调应该向西方学习：“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海国图志·筹海篇》）“风气”与“智慧”乃是民族的文化氛围与文化素质。愚昧的民族可以产生对于外来侵略者的愤恨，但却很难实现整个民族的真正觉醒，因而便很难有效地御侮图强。魏源主张“祛寐”（启蒙） 与“讲画”（应对），努力提高整个民族的觉悟与智慧，实乃抓住了鸦片战后关系中国存亡问题的根本。
魏源的人生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他非常珍惜时间与机遇，反对因循苟且与无所作为。他深刻地指出：“时乎时乎，惟太上能先时，惟智者能不失时；又其次者，过时而悔，悔而能改，亦可补过于来时。”（《圣武记》）用今天的语言来解读,“过时”就是落后于时代潮流, 悔就是醒悟，改就是去弊存利、革故鼎新。魏源长期从事经世之学，又提倡今文经学，原本就有与时俱进的变易思想。早在鸦片战前，他已经说过：“然昨岁之历，今岁而不可用，高、曾器物不如祖、父之适宜。时愈近，势愈切，圣人乘之，神明生焉，经纬起焉。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皇朝经世文编叙》）他认为人间事物总是不断变化的，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国家的制度、政策、法令乃至生活习惯都应随着社会情势的发展变化而进行相应的变革。他反对泥古不化，特别是反对顽固势力经常挂在口上的“恪守祖制”，甚至大胆地倡言：“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鸦片战争给老大帝国以强烈的震憾，同时也给魏源这样的少数思想先驱提供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机遇。如果说，鸦片战前他们只能在农业宗法社会的封闭天地里朦朦胧胧地“向前看”，那么战后则已可能突破这个封闭天地“向旁边看”。正如汤因比所言：“狂热主义者是往后面看的；希洛德主义者自以为眼光向前，而实际上是向旁边看，努力仿效邻人之所为。”（《历史研究》）往昔，在希腊文明各方面的加紧逼迫下，明智而又务实的希洛德王主张向希腊文明学习一切有益于犹太人的东西，使犹太人在无可逃避的希腊化世界中得以发展。而狂热主义者则坚信只要恪守祖训和寸步不让，“就可以从自己精神生活上排他性的泉源中取得一种神力”，以此击退外来侵略势力。如果把清朝众多守旧的王公大臣及社会顽固势力比喻为“狂热主义者”，那么魏源、林则徐、徐继畲等则可以被看作是近似“希洛德主义”者，因为他们已经初步表现出自以为向前看而实际是向旁边看的时代特征。所谓“向旁边看”，就是向西方看，而主要又是向当时称霸世界的英国看。由于西方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方面都已经走在中国前面，所以“向旁边看”也就等于“向前看”。西方不再是虚幻的海市蜃楼，已经为中国的前进提供了若干可看得见、摸得着的目标。这是实实在在而且可以仿行的先进目标，所以即令是从旁边看见这个目标，也可以引导自己的民族向前走去，并非纯然是主观上“自以为眼光向前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