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光于天下照四方”——《魏源全集》出版感(3)

         其三，“师夷”的范围虽然只限定于“长技”，但“技”可以称之为“长”，也包含着深刻的观念变化。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侈言道德教化而忽视物质文明，往往把精巧的工艺技术视为败坏人心风俗的“奇技淫巧”。魏源则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倡言：“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不仅如此，技之所以能奇，还大有学问在：“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耳目属于感官，是感性认识的来源；心思属于大脑功能，认识进入较高层次即转化为理性，且有可能通往智慧。运用风、水、火等自然力而达到“夺造化，通神明”的境界，这就绝非仅靠灵巧的双手所能奏效，而必须“竭耳目心思之力”来制造机器，乃至制造制机器的机器。魏源那个时候似乎还没有听说过“科学”这个译名，但他所说的“竭耳目心思之力”实际上就是科学或科技。这样有用的学问，尽管来自遥远的西方敌国，但毕竟比祖传的“浮藻，心性迂谈”之类腐儒之学要高明得多。

         其四，“长技”虽然主要是指“战舰”与“火器”，但师法此类军事“长技”毕竟是东方国家效仿西方近代现代文明不可逾越的初阶。杭廷顿曾经说过：“十七世纪欧洲的绝对君主王制, 外在的威胁和冲突刺激了君王的创新和集权。十九世纪非西方国家的‘防卫的现代化’(defensive modernization) ，也同样是源自对外国侵略和征服的恐惧。”（《传统政体的政治变迁》）而布莱克更把国防现代化视为多数后起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发端，因为保卫领土主权的紧迫性毕竟更甚于一般的国计民生。当然, 即令是高瞻远瞩如魏源，当时也未必了解，尽管是军事工业系统的现代化，亦将连锁反应引起经济结构的变化，进而引起政治体制、价值观念与文化心态的变化。因为物总是与人相联系的，先进的武器要由先进的人来制造，也要由相应先进的人来使用。新武器的使用必然要涉及到“养兵练兵之法”的革新,涉及到教育、管理和官兵素质的提高，乃至军事编制和工厂体制诸方面的变革。这样，物质文明又通向了心性文明，任何局部改革终将引起社会整体变化，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其五，何况魏源自己也没有把“长技”限定于武器范围之内。他主张，造船厂、枪炮厂在制造足够船械之余，“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把兵工生产延伸到民用工业的意愿，或许可以说，魏源已经轻轻叩击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门扉。而魏源也没有到此为止，他的最终目标是“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洋之民。”这又把“师夷长技”引向一个更为宽阔的天地，进而与“风气”的开化、“智慧”的增长联结起来。如果说，魏源对于西学的倾慕表述得还非常含蓄，那么稍后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一书, 在“制洋器议”之外，就增添了“采西学议”乃至“变科举议”、“改会试议”诸篇。并且更为明确地阐述了“师夷”的必要：“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过去，我们常把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近代化的认识过程区分为三个层次或三个阶段，即器物→制度→心性。这作为近代社会思潮发展变化的总体勾画未尝不可，但如果用来考察具体人物的认知内容，则很难作如此简单明快的分割。从魏源的“师夷”说到冯桂芬的“四不如”，都包含着技器、体制、心性三个方面的革新愿望。

          当然，许多走在时代前面的思想先驱生前往往是寂寞的。“月前孤唳为谁哀，无复双栖影绿苔。岂是孤山林处士，只应花下一雏来。”(魏源：《悼鹤》)鸦片战争后少数开明士大夫的真知灼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与重视，他们心灵深处的痛楚是浓郁而又深沉的。《海国图志》出版后，在日本受到极大的尊崇并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却在自己的祖国遭到难以容忍的冷落，所以半个多世纪以后梁启超还借用“不龟手之药”的故事为魏源大抱不平。但先进的思想种子终究是会发芽的，魏源那一代人的沉潜思考与孤独呐喊在稍后的岁月里还是逐渐产生了影响。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冯桂芬、王韬、郭嵩焘、薛福成、马建忠等又一代开明知识分子接踵而至,维新思潮与洋务运动从思想和实践两方面继承并发展了魏源所创始的“师长”统绪。而中法战争以后又崛起了为数更多的一代新人，如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都可以纳入这个思想文化的进化序列。所以梁启超曾经说过，《海国图志》之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魏源是一位百科全书型的思想家，其著作内容之丰富与涉及范围之广泛，至今仍然令人惊叹。齐思和先生说：“魏源兼揽众长，各造其极，且能施之于行，不徒托诸空言，不愧为晚清学术运动之启蒙大师矣。”（《魏源与晚清学风》）确为非常妥切的评价。当然，他毕竟是生活在140多年以前的古老中国，由于认知条件的局限，他所提供的外在世界的相关资讯，难免间有肤浅错误之处。但可贵的是他在千古难遇的大变局下那种积极而又冷静的理性精神，特别是他所具有的“受光于天下照四方”的开放而又自信的心态，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尊敬和借鉴。

        21世纪全球与中国变化之大都远远超过140年以前。中国已经在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上取得极其伟大的成就，然而全球化大潮给我们民族带来的前景仍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魏源等先贤梦寐以求的“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洋之民”的大目标，也并非轻而易举所能迅速全面实现，而且未来也并非没有可能出现新的失误、挫折乃至更大的风险。当今之世固然需要众多的杰出的科技专家，然而更为可贵且难求的却是魏源这种类型的大思想家：不趋时、不媚俗，冷静思考，甘于寂寞，而且勇于探索和坚持真理，这样才有可能对自己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获致清醒的认识并且提出真知灼见的建言，乃至挽救当前人类日益严重的文明危机。愿更多的读书人认真阅读魏源的著作并从中汲取某些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