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张謇的理性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与民族国家一样，都是近代逐渐形成的思想观念。梁启超早就说过：中国自古标榜大一统。“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称之禹域也，谓之天下，而后谓之国也。……未曾与平等之国相遇，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自中东一役，我师败绩，割地赔款，创巨痛深。于是慷慨忧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非今优于昔也。昔者不自知其为国，今见败于他国，乃始自知为国也。”1（p66）

　　张謇的爱国思想，大体上也经历了梁启超所描述的演变过程。甲午战争以前，也就是他40岁以前，基本上属于忠君爱国的传统士大夫范畴；甲午战争以后，外来侵略的强烈刺激与西方文化的浸润潜移，促使他对世界和中国增添了新的认识。正如他晚年对自己这一重大思想转折所作的回顾：“年三、四十以后，即愤中国之不振。四十年后，中东事已，盖愤而叹国人无常识也，由教育之不革新。政府谋新矣而不当，欲自为之而无力，反复推究，当自兴实业始。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而适违素守，又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謇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2

　　这段话讲的似乎是为何决心从商下海，但字里行间则透露出爱国思想内在蜕变的信息，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其内心关切主体的转移。张謇仍然是爱中国的，而急切企盼救亡图强更增添了这种爱国情感的炽烈，但他所关切的中国主体不再是君而是数以亿计的民众。这也就是他何以在甲午以后经常要强调的几句话：“不民胡国？不智胡民？不学胡智？不师胡学？”3“不民胡国”与过去的“民为邦本”已经萌现明显的差异，因为君主专制主义骨子里的取向是“民愚”或“愚民”，而近代国民则必须经由学（新式教育）而启蒙益智，最终摒弃奴隶根性而获取国民自觉。这是甲午战后，特别是庚子以后，中国趋新文化精英的新思潮。他们不再把救亡图强的希望，集注于明君贤相的纵天之圣，而是逐渐意识到必须凭借民间的精神与物质的资源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国家。

　　庚子以后，由于清廷标榜推行新政，废科举、办学堂已经成为一种时髦，并非张謇的发明与首创。但他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以稳健务实的风格，引导教育改革的潮流。当时各省正兴起一股“大学热”，不顾主客观条件匆忙创办大学或将原有的书院改制升格为大学。张謇坚持独立思考，决不随波逐流，因此旗帜鲜明地反对“仓皇兴学即以大学为发端”这种本末倒置的错误做法；强调发展新式教育必须统筹规划、循序渐进：“大学之预备在分科高等，高等之预备在中学”；而中学之预备又在小学，必须先办好基础教育才能逐步向高层次教育发展。因此，他比较重视总体设计与数据预测，认为办大学必须考虑实际需要与可能，确定办学规模与招生人数，而这就涉及生源乃至高等和中学的提前准备。即使是发展小学，也必须考虑地区的实际需要与经济承受能力，规划合理的布局，还要准备毕业后继续升学与就业的出路，在普通中学和职业、技术学校方面作相应的发展。1903年他到日本访问，对日方接待者宣告教育考察的原则：“学校形式，不请观大者，请观小者；教科书不请观新者，请观旧者；学风不请询都城者，请询市町村者；经验不请询已完全时者，请询未完全时者；经济不请询政府及地方官优给补助者，请询地方人民拮据自立者。”4这决非故意标新立异，而是强调在学习外国先进事物时注意从国情乃至省情、县情出发，时时事事都要考虑自身的财力、物力和接受消化能力，正体现出张謇所固有的极为可贵的理性务实精神。

　　昔时论者常过于强调张謇是“教育救国”论者或“实业救国”论者，其实张謇非常关心政治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他认为政治腐败才是中国贫穷落后挨打的“病根”，必须“抉其病根”才有可能实现国家的独立与富强。1903年他对日本作认真考察，已经对政党政治与议会政治萌发浓厚的兴味。日俄战争爆发后，他在除夕之夜的日记中明确写道：“日本全国略与两江总督辖地相等，若南洋（指南洋大臣辖地——引者）则倍之矣。一则致力于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逆抗大国而拒强国。一则昏若处瓮，瑟缩若被絷。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其中批评的似乎是俄国，但实际上已经暗喻清朝政府。此后，张謇从专注于实业、教育，走上立宪运动的不归路。

　　张謇顺乎时代潮流倡导立宪运动，从一开始就不务虚名、不讲空话，力求从培育新式国民的基础工作做起，这是他常讲的“不民胡国？不智胡民？”的更为深层的内涵。他与郑孝胥等创立预备立宪公会，出版《预备立宪公会会报》作为自己的喉舌，并且对《时报》施加影响，使之成为鼓吹立宪的舆论中心。同时他们还编译刊印《宪法义解》、《日本宪法》、《日本议会史》、《公民必读》等宣传立宪与法治的普及读物。作为首任会长的郑孝胥在成立大会上的报告词，即公开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家天下”，而民众的弱点则是“苟安偷活”，以“卑贱”自居并屈从于“尊贵”的绝对权威。因此，当务之急是革除“苟安”而提倡“责难”，即人民必须关心、研究、议论“国政”，从而加强影响政府的决策。这些主张与当时国内民主思潮的发展是相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