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张謇的理性爱国主义(2)

　　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而更为可贵的是执着的追求与实践。1907年，预备立宪公会成立未久，即发起与组织对商业习惯进行调查并由民间拟定商法草案。这一倡议受到热烈响应，有88个地区商务总会与分会（包括新加坡、三宝垅、长畴等海外华商总会）正式派代表到上海参与讨论，另有30余处商会以通信方式参与讨论。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壮举。此外，根据清廷的规定，资议局的功能被局限于咨询，但张謇所领导的江苏咨议局从一开始就极力争取成为名副其实的以民意为基础的立法机构，并且在清末政治舞台上表演得颇有声色。张謇在第一届常会提出并通过的《本省单行章程规则截清已行未行界限分别交存交议案》，要求凡在咨议局开办以后所订的本省单行法，都必须经过该局议决，然后才能呈请公布生效。第二届常会又议决《本局议案公布施行后之实行方法案》，规定地方官必须按期报告咨议局议决案的执行情况，如有故意拖延不办者则据实给以纠劾。这两个决议案并非一纸空文。在第一届常会期间，江苏巡抚交议改定厘金征收办法一案，即以有损商民利益被咨议局据理驳回。1910年两江总督张人骏无视该局权限，擅借外债，该局认定为违法侵权行为，要求资政院核办。次年又因预算案与张人骏激烈冲突，以张謇为首的常驻议员全体辞职以示抗议，并且发动社会舆论给以声援，使总督在政治上限于孤立。江苏咨议局为各省咨议局树立了榜样，在国内外赢得较高的声誉，因而在全国范围声势颇为浩大的国会请愿运动中起了先锋与主导作用。立宪运动终于事与愿违，以失败而告终结。张謇晚年感慨说：“自清光绪之际，革命风炽，而立宪之说以起。立宪所以持私与公之平，纳君与民于轨，而安中国亿兆人民于故有，而不至颠覆眩乱者也。主革命者目为助清，清又上疑而不下沮，甲唯而乙否，阳是而阴非，徘徊迁延而濒于澌尽。”但张謇推动立宪确实是真诚的，而且是异乎寻常的投入，所以他在《年谱自序》中自我总结说：“一生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尝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是张謇自己，用思想、感情、言行把自己的名字与立宪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但是，切不可以成败论英雄，更不可以虚无主义的眼光看待整个立宪运动。立宪运动不仅教育了群众，也教育了张謇自己。所谓教育，就是民主政治的启蒙；失败的只是期盼取代革命的君主立宪方案，而立宪诉求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趋增强。立宪派本来想以“请愿不已”的真诚来感动清廷，而清廷对请愿运动的冷漠与严惩终于使立宪派绝望，逐步认识到体制内改革的此路不通。革命与君宪的论战曾经持续经年，但其主战场是在海外而主要对手是以康梁为代表的保皇派。辛亥革命的爆发诚然出乎国内立宪派的预料，但其迅猛进展的势头却使后者很快就感悟到时代的潮流无可阻挡，与其逆潮流为腐朽透顶的清王朝殉葬倒不如顺潮流与革命派共同实现立宪共和。导致清王朝灭亡的不仅仅是革命党人和革命群众，作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合力之中也包括许多立宪派的劳绩。独立各省多有立宪派与革命派携手“咸与维新”，也并非人人都是随机应变或抢夺胜利果实，而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与必然的结局。

　　应该指出，张謇并非一开始就心甘情愿吞咽革命的苦果，他曾经劝说地方官员防阻革命，但这无非是借此寻求传统道义上的自我安慰，并非竭尽愚忠以殉故主。其后的迅速转向共和是有思想基础的，而且与其一贯慎于出处的品格相符，也是有过客观冷静的审慎考虑的。在他的心目中国家已经与爱新觉罗皇室断绝关系，他所忠于并献身的中国已经具有新的时代含义。张謇在历经时事沧桑之后，转而在晚年专注于通海一带的经济、文化建设与地方自治，其实质是谋求建立一个完整的近代社会范型，而其范围又并非局限于自己居住的“村落”。他脚踏实地而又放眼全球，不仅谋求南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超过国内其他1，700多县，而且还雄心勃勃地谋求与外国的先进“村落”作文明之竞争。张謇终生抱持的宏图大愿，是以南通为示范，将这种模式逐步推广到江苏全省，最后推广到整个中国，而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实现全国的现代化。

　　当然，张謇也有自己的弱点与工作的失误，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晚年对南通地方自治缺乏正确的务实的宏观指导，不仅没有严格控制各种企业、事业发展的规模与速度，反而在没有经过周密论证的情况下匆匆忙忙上了不该上或应缓上的项目，以致战线过长，摊子过大，资金全面短绌，信贷恶性膨胀，远远超过大生集团自身的承受能力。1925年以后的全线溃败，固然与洋纱的强力排挤与垦牧遭到严重灾害有密切关系，而作为最高领导人的主观武断与决策错误也是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是，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失误，而且由于中国各个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千差万别，张謇的南通模式也未必适用于其他许多州、县；然而他在毫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勇于探索，力求闯出一条具有本地特点的走向近代化的道路，这种披荆斩棘的开拓精神永远是值得尊敬的，而且确实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东西，包括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的建设业绩。

　　我在14年前即曾提出爱国主义必须与理性精神相结合。因为中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欺凌，民族情绪必然会使许多中国人对外来冲击的反应感情多于理智，特别是在民族危难关头感情更容易湮没理智。对于被侵略民族的义愤，应该给以理解与尊重，但义愤如果不与理智结合，则又很难把可贵的民心、民气、民力引向正确的道路，甚至会给本民族带来更大的损失。这层意思，魏源早在《海国图志叙》中已经表达得相当清楚。他总结鸦片战争的教训，认为欲平外患，必须“先平人心之积患”，而战败所激发的“愤与忧”，正蕴含着“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的消息。因此，他不满足于简单的义愤，提倡“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愤悱”，特别是在“违寐而之觉”以后的“讲画”。他在百余年前所提出的“师夷制夷”的光辉命题，正是经由“愤悱”而缜密“讲画”的结果。继承这种理性爱国主义优秀传统的有王韬、冯桂芬、郭嵩焘、薛福成、严复乃至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而“五四”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更把这种理性爱国主义提高到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更高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