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盟会的财务困境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网 2011-04-21 00:00 来源：《史学月刊》 作者：王中茂 查看：
中国同盟会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视经费的筹措工作，但始终未能摆脱财务困境。郑宪所著《同盟会其领导、组织及财务》（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００～２１０页）对此有比较深入的探讨。王中茂、胡占君《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经费来源一览》（《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１９９２年第２期），对包括同盟会在内的革命党人的筹款数量进行了梳理估算。但是，同盟会的财务困难对辛亥革命造成的严重影响以及导致同盟会财务困难的原因，学术界缺少关注。鉴于此，本文就这一问题略陈浅见，以期抛砖引玉。
一 同盟会经费困难的严重影响
中国同盟会在１９０５年成立之后，就采取了向海外华侨和港澳台同胞募捐、销售革命债券、向列强借贷等筹集经费的措施，并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除向西方列强的借贷毫无收获外，其他各项举措均收到不同程度的效果，特别是在海外华侨中的募捐和贷款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截至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同盟会共筹得各种款项７４．０４万港元（王中茂，胡占君：《辛亥革命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经费来源一览》，《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１９９２年第２期），这成为同盟会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的主要经费来源，从而有力地促进了辛亥革命的高涨和发展。然而，纵观中国同盟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之前的财务状况，却始终入不敷出，甚至不断地陷入困境，严重影响了革命的进程和结局。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费困难严重影响了同盟会领导机构的正常运作。东京本部是同盟会的首脑机关，它包括执行部、评议部和司法部三个独立的部门，但是，在它成立之际就面临着严重的财务难题，同盟会无钱给任何一个部门租赁一间必须的办公处所，每逢重大事情，只能在其机关报———《民报》的办公室召开三部的联席会议，总理在这类会议里担任主席（田桐：《同盟会成立记》，载罗家伦：《革命文献》第２辑，台北，正中书局１９５８年版，第１４４～１４５页），因而这三部，特别是评议部和司法部，始终未能独立地发挥过作用。
第二，财务困境使革命活动遭受很大损失。１９０７年春，孙中山、黄兴离开东京到东南亚筹备粤桂滇起义，把所有的钱都拨充了军费。本部由于缺乏经费，实际上停止了活动，《民报》馆成为同盟会的象征性中心。１９０８年秋，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要求，查封了《民报》馆，使这个象征性的中心也不复存在了。后来，黄兴与林文合租了一间办公、居住两宜的公寓，命名为“勤学舍”，替代名义上的本部。勤学舍维持了近半年时间又遇到了财务困难黄兴不得不以高利贷应付。在这期间，黄兴为了避债，在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家里躲藏了５０多天不敢回去，后来还是湖南籍的三名官费留学生拿出津贴折抵了积欠，黄兴才得以露面（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１９５６年第３期，第４０页）。１９０９年秋，勤学舍摘牌退租，自此，同盟会东京本部再也未能重建。东京本部的缺失，不仅使同盟会领导层无法及时地收集情报，指挥各地的革命活动，而且造成不同地域的革命党人各自为战，形同散沙，削弱了中国同盟会的战斗力和领导革命的核心地位。
第三，财务困难直接造成了历次武装起义的失败。胡汉民谈及１９０８年的云南河口之役时感叹，“此回滇师之不能极大进步，以粮款不足为第一原因”（胡汉民：《报告河口之役上总理书》，《革命之倡导与发展———中国同盟会》三，台北，正中书局１９６３年版，第４０１页）。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致赵公璧函称，“此次事之不成，不过差五千之款”；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致谢秋函中再次强调，“近日省城之事告败，其原因皆金钱之不足”（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第１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１８页）。显然，这有点夸大金钱的作用，忽视了人的因素，但屡次起义的失败，与经费不足密切相关，则是毋庸置疑的。
第四，经费匮乏也使革命党人失去了举事的大好时机。河口起义失败后，孙中山曾一度留居新加坡，并往来于南洋、暹罗各埠筹募经费准备再举，但没有取得多少进展。１９０９年５月中旬，孙中山不得不从新加坡启程赴欧美筹款。他行前致庄银安的信中说：“弟以刻下人心、机局皆有可图，而吾人不能乘时而起者，只以财政难题无从解决，故每每坐失良机，殊堪痛惜！此方暂时既无法可设，弟不能不思图远举，欲往运动于欧美之大资本家。”（同上，第４１１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