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同盟会的财务困境与辛亥革命(2)
辛亥革命网 2011-04-21 00:00 来源：《史学月刊》 作者：王中茂 查看：
第五，财政的困难，也严重地影响了革命党人的内部团结。１９０７年孙中山离开日本之前，付给《民报》２０００日元的补助金。章炳麟认为这无济于事。次年，《民报》经费严重支绌，章氏便派陶成章到新加坡请孙中山兑汇３０００日元。孙中山无法办到，只汇了他所要求的十分之一，这成了章氏等人在东京掀起“倒孙”风波的直接诱因。
此后，由于资金短缺，孙中山把所筹款项几乎都集中使用于南方起义，因此引起了同盟会长江流域同志的强烈不满。邹永成回忆说，孙中山“只注意广东，对于长江各省一点也不注意。华侨所捐的钱，也只用到广东方面去，别处的活动一个钱也不肯给”（《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１９５６年第３期，第９３页）。１９１０年６月，谭人凤、宋教仁与孙中山就同盟会的财务和建设问题在东京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后来孙中山不辞而别，促使谭、宋等人决心另立山头，建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建立，标志着同盟会出现了严重的组织分裂。由于没有财务来源，在长江流域从事革命活动的同志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筹集资金。１９１１年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曾率领七名哥老会会员去蕲州达成庙盗取金佛，另一湘籍革命党人邹永成暗暗在酒中放进闷药，企图麻醉姑妈，偷出首饰，但均未得手。同盟会中部总会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则准备组织广惠矿物公司，把新化的锑矿专卖权出售给日本。
二 导致同盟会财务困难的主要原因
导致同盟会资金匮乏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是除华侨之外，同盟会没有找到其他更为广大的支持革命的力量，特别是忽视了颇具经济实力的国内民族资产阶级。列宁指出：“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３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４２３页）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同盟会的阶级基础，也是民主革命的主要社会基础，革命党人如能深入细致地去进行组织和发动工作，这个阶级完全有可能成为他们的经济后盾。可是，目前史学界普遍认为，国内中小资产阶级企业小，资金微薄，根本拿不出多少钱来赞助革命；大资产阶级则热衷于搞君主立宪，不愿支持革命。因此，同盟会在国内筹款几乎是不可能的。
２０世纪初期国内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的确很不充分，资产阶级经济力量比较薄弱，无法与欧美资产阶级相提并论。但是，如果把整个国内的中小资本主义企业与海外华侨的中小资本主义企业相比较，就很难得出以上结论。由于这一时期海外华侨的资本缺乏统计数字，我们无法直接进行比较。然而，我们可以从国内中下层资产阶级和海外华侨（包括大资本家）资助辛亥革命的款项看出一斑。据统计，从武昌起义之后到１９１２年年初，海外华侨汇往国内的资助款总数约为２３８万港元（郑宪：《同盟会其领导、组织与财务》，第２１０页），而武汉商会仅在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３日一次就向起义军资助军饷５００万元（湖北省历史学会：《辛亥革命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７１页）；重庆商会除财政上支持蜀军政府外，还给在川的革命军筹饷４０多万两（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三，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版，第１１５页）；广东各界从１９１１年９月到次年５月底，捐款甚至高达３８４６万多元（李煜堂：《广东财政司自旧历辛亥年九月十九日起至民国元年五月三十一日止收入总册报告》，羊城兴隆街西约粤华公司１９１２年印制，广东财政司收支报告册序）。如果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实力还不如华侨资产阶级的话，以上巨额捐款是不可想象的。
至于国内的大资产阶级，虽然从总体上说他们的革命性不如中下层资产阶级，但是，当封建势力严重危及他们利益的时候，当革命形势高涨的时候，他们仍然会附和、支持甚至积极地参加革命，问题是革命党人要善于抓住时机来发动和引导他们。如上海工商界著名的实力人物沈漫云，１９１０年在以上海商务总会代表的名义进京劝说清廷速开国会碰壁之后，就与革命党人陈其美建立了联系，随后成为同盟会中部总会最密切的合作 者。武昌起义爆发后，陈其美利用与沈的关系，劝说李平书、王一亭、虞洽卿、叶绍钧等江浙工商界名流加入同盟会，使上海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它不仅保证了上海的迅速光复，而且也使刚刚诞生的沪军都督府的财政力量有了强大的后盾。其他诸如武汉、广州的资产阶级上层，这一时期也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