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伦”说与和谐文化建设(2)
辛亥革命网 2011-04-21 00:00 来源：学习月刊 大家思考 作者：冯天瑜 查看：
二
“三纲”说与“五伦”说的生成机制、成说时代，是有性质之差、先后之别的。
大体言之，“五伦”说形成于先秦，是宗法封建时代（本义上的“封建”，而非泛化的“封建”）的产物，较多地保留了氏族民主遗存、蕴蓄着血亲温情，讲究的是“情理”；“三纲”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酝酿于战国，形成于秦汉，是宗法专制时代的产物，体现了君主专制覆盖下的垂直式独断，强调的是上对下的等级式威权以及下对上的无条件屈从。
人类在跨入阶级社会之前，经历了漫长的无阶级的氏族社会，其间孕育了氏族内部以血缘纽带维系的原始民主，在跨入阶级社会初期，如中国的商周时代建立的宗法封建社会，还保留着若干原始民主的痕迹，并在两周历史条件下演化为“民本”说与“五伦”说。而“三纲”说定形于秦汉以来的专制君主制时代，其强势的独断论为专制帝王和其他尊者、长者所喜好、所运用，虽然受到历代民本主义者和异端思想家的批判，然其主流地位从未动摇。时至近代，“三纲”说成为启蒙思想的扬弃对象，如何启、胡礼垣在《劝学篇书后》批评张之洞《劝学篇》内篇的“三纲说”时指出，三纲说有背于人道，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应是平等关系，只应服从情理，不应以绝对的垂直纲纪加以强力控制。何启、胡礼垣在批评“三纲”说的同时，又陈述“五伦”说的合理性，称其“通明”、“不偏”，保存了血亲和谐的双向互动理念。可见，古人、近人都不乏对“三纲”说与“五伦”说加以分梳的努力，我们今日更应超越混淆二者的粗率思维，在扬弃“三纲”说的同时，用力开掘“五伦”说的宝贵精神资源，借以发挥其社会协调功能。
“五伦”说尚未构成对专制主义政治伦理的直接抗拒，但它阐发的是对尊与卑、上与下的双向要求，具有协和性。所谓“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分别对君和臣提出要求，“君礼”与“臣忠”方能达成君臣和谐，同舟共济。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为五伦关系分别树立了“亲、义、别、序、信”等富于理性和人情的准则，并无绝对主义的要求。成书秦汉之际的《礼记》、《礼运》篇，对先秦的五伦说作了总结，将父子、兄弟、夫妇、长幼、君臣这五组社会人际关系的良性双向互动概括为：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此后，关于五伦的双向性要求，还有多种大同小异的说法，“五伦”说主要强调上下关系的协调，而“各守职分”（处在五伦关系诸层级的人各有责守，必须各尽义务）是达成和谐关系的要义所在。这一思路包含了“互动”与“双向要求”的合理因素，既是对专制独断论的一种抑制，也是对无政府及民粹倾向的一种防范与救治，有助于我们今日正确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特别是政府与民众关系、劳资关系、家庭关系，以构建和谐社会。以政府与民众关系为例，片面地单向要求，或者出现上对下的“专断”，或者出现下对上的“民粹”，都将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陷入不和谐困境。再以劳资关系为例，资方如果一味追逐利润最大化，置劳方利益于不顾，必将激化劳资矛盾，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环顾全社会诸种双边关系，五伦说阐扬的“互动”与“双向要求”至关紧要。
当然，传统的“五伦”说作为宗法等级社会的产物，侧重强调“义务”，尤其是下对上的义务，而基本没有涉及“权利”问题，没有对民众享受权利和运用权利（所谓“民享”与“民治”）给予肯认，故中国传统社会不可能充分实现社会和谐，秦以后专制皇权社会两千余年间，社会动乱此伏彼起，便是明证。社会主义的精义便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我们创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时，应继承前人的优秀遗产，如“五伦”说在义务问题上的良性双向互动观；同时也要超越前人，有所创发，如在义务与权利的统一上，实现上下层级的良性双向互动，这可能是我们的社会长治久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