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2)
辛亥革命网 2011-04-22 00:00 来源：历史研究 作者：严昌洪 彭南生 查看：
二 社会群体研究
围绕社会结构问题，与会学者就社会群体、家族或宗族的组织形态、人口危机引发的社会病变、流民的正面和负面效应等问题展开了讨论，特别是对古代士绅和近代知识分子、商人等阶层在社会变迁中的历史作用进行了探讨。
聊城师范学院马亮宽论述了汉初士人群体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认为汉初统治者对士人群体的价值和功能的新认识，激发了士人群体的蓬勃朝气和入世热情，他们或帮助统治者绘制立国宏规，或直接投身政权之中，或设立条教、化育民众，促成了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治世。研究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应充分注意士人群体的作用。华中师范大学严昌洪撰文探讨了传统士人的近代际遇，即明清之际出现的士商互动现象。作者认为近代商业专门教育的兴起使士商间的互动得到了发展，为科举废除之后的传统士人提供了新的出路。他们学到了商业专门知识后，或充任商务官员、或任教于商业学校，但更多的是下海经商，这使得商人整体知识结构大为改观，出现了一大批“知识化商人”。
河北大学池子华研究了流民在近代中国城市社会变迁中的正、负效应。他认为流民进城加速了城市化进程、为近代工商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同时流民“回流”乡村将城市文明输入农村，给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度以有力的冲击。但流民进城的负面影响亦至为显著，“城市病”缘此而起，失业压力沉重，人口职业结构畸形化，城市男女性别构成严重失衡。华中师范大学彭南生揭示了晚清无业游民问题的严重性，分析了政府救助行为所产生的积极效应。认为由于结构性、灾荒性、战争性失业人口的影响，晚清时期无业游民已经成为影响清朝统治秩序的一个严重社会现象；清政府改变了传统制度下单纯的、临时性的救济政策，采取了复合型的、长远性的教养兼施的救助行为，解决了一部分无业游民的再就业问题，并产生了一些积极效应，推动了城乡手工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传统手工艺技术的保存和传播。
韩国新罗大学裴京汉以20世纪初上海的韩人社会为例，分析了存在于近代中国的国际移民现象。从19世纪末韩人迁移上海，至1920年代初上海的韩人已达700-800人，韩人社会得以建立，相当于同期法国侨居沪地的人数。韩人在上海成立的各种团体多达40个，既有以自助和自卫为目的的团体，也有以独立运动为目的的团体，还有留学生团体及宗教团体。20世纪初的上海韩人社会的存在，为揭示近代上海的国际城市面貌提供了又一个好的个案。江汉大学宋传银的文章研究了移民在湖北经济开发中的作用，认为历史上湖北迁入了数量众多的移民，他们为湖北地区增加了劳动力，及时补充了因战乱而造成的经济发展的断层，开发型移民更是明清时期江汉平原和鄂西北山区大开发的主导力量。
在讨论中，学者们认为流民、游民或移民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对当今“民工潮”现象、三峡移民、再就业工程等都具有一定的现实启迪性。但在研究历史上的“流民”现象时，要注意区分上述几个概念间的差别，对历史文献中的“流民”一词也应仔细甄别，不能将行商、优伶等流动职业者一概称之为流民。
徽商是一个特殊的地域商人群体，近年来成为徽学研究中成绩突出的一个领域。上海师范大学唐力行借助乡镇志、家谱与其他乡土资料，研究了明清以来上海徽商定居活动的特点。南开大学侯杰的论文探析了明清徽商的公益慈善行为。
中央民族大学徐永志在重新检讨民族田野调查报告及地方史志资料的基础上，探讨了清末至民国时期边疆少数民族基督徒群体的社会构成、信仰动机及宗教生活等几个层面。作者认为，少数民族基督徒主要集中在西南和东南山居与半山居的少数民族的部落社会中，在信仰取向上体现出宗教求索与世俗功利两种类型的交错互渗。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基督徒群体形成的结果，造成了教徒与非教徒群众的价值紧张，引起了民族社区人们思想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分裂；但另一方面，它又强化了信教民众的乡里和民族意识，充实或部分改变了长期贫乏落后的民族生活习惯。绍兴文理学院俞婉君对绍兴堕民群体在1949年后的消融原因及过程进行了问卷调查，为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变迁状况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个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