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5)

　　五　民间社会、基层组织

　　民间社会，包括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主体。本次讨论会涉及民间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民间争讼、庙会、秘密社会等，也有文章透过民间社会的基层组织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雷家宏论述了宋代民间争讼。作者认为，无论从地域范围，还是从卷入角色来看，处在转型时期的宋代民间争讼更加普遍和广泛，反映出社会阶级关系和经济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田地买卖、租佃关系、人身依附关系等都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新特点，土地买卖活跃，田宅无定主，妇女具有一定的婚姻自主权和财产继承权。作者透过争讼这个窗口来观察宋代社会，为我们更多地了解其时下层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庙会在民间社会经济生活中既有积极作用，也有负面影响。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刘文智分析了清代以来京津地区的城乡庙会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认为清代以来庙会市场的发展促进了京津冀地区集市贸易的繁盛，活跃了处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这种中间市场。但是北方的庙会与南方的市镇经济相比，是一种短期行为，具有不稳定性。苏州铁路师范学院朱小田从消费偏好、交易行为、利益分配三个侧面考察了近代江南庙会与农家经济生活的关系。认为缘于特定社区亚文化的庙会消费偏好，成为不合理消费结构的重要因素，阻滞着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生成。

　　秘密社会是一种变态的民间社会。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孙江考察了近代中国秘密结社的话语系统。作者认为，秘密结社一词起源于西方语言，历经日本语的中转，变为中文里的语汇。秘密结社的原初意义凝聚着东方主义、东洋主义的文化偏见和霸权，因此，在使用秘密结社这一话语时，应当将其与黑社会区别开来。南京大学刘平解析了清代秘密教门中的巫术现象，认为巫术作为秘密教门及其叛乱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荒诞不经成分也包括在中华民族“一般的精神”之中。作者详细分析了清代教门中一般意义上的巫术，如“利用巫医之术引人入教”、“‘出神’、‘入神’——‘代天言事’”、“教门仪式中的巫术倾向”、“教门中的魔幻之术“以及“巫术、魔术在秘密教门叛乱过程中的作用”等等。清代教门作为一种民间秘密结社，巫术等文化现象既是他们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发动叛乱的手段，也是他们无法成就大事、最终解放自己的桎梏。中国人民大学曹新宇通过对明清时期民间秘密教门经卷神话的探索，探析了秘密教门的末世意识和权力思想。教门经卷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完善自身的神话、神谱，而且要把现实社会中的末世论、巫术的、伦理的、果报的、功利观等等社会文化资源尽量据为己有。秘密教门的这种扩张方式与统治者在政治上存在着一定的对立，主要体现在民间教门组织对包含权力性质的文化资源的争夺态势。教门在争夺这些资源的同时又在创造新的资源，从而使得教门神话系统不断更新、不断扩张。

　　苏州大学徐茂明梳理了明清时期江南社会基层组织，将这一系统分为三大类，即官方基层组织、官民共建基层组织及民间基层组织。在官方基层组织中，有按户口编制的里甲制和保甲制、按税粮划区的粮长制、按土地分界的都图制。官民共建的基层组织缘于官方组织的民间化和民间组织的官方化，包括乡约与社学、社仓与义仓等。民间基层组织主要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组织。各种系统互动互补，共同构成基层社会的管理、控制网络。山西大学王先明通过晚清保甲制考察了乡村权力结构及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关系变化。清政府推行保甲制的初衷是力图使其成为独立于乡村权力网络之外的准军事机构，以确保封建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然而试图超越宗族等既有乡土权威体制的保甲制，注定只能在官府和宗族力量的挤压中艰难地生存。19世纪中期团练的普遍兴起，使保甲制觅求到了借以渡过一时难关的新形式。团练虽然衍生于保甲，但在编制原则、社会功能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从而使得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的权力关系更为复杂，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向基层社会让渡了部分权力，形成王朝权力在乡村控制的相对“萎缩”。这一结果恰恰又成为清王朝利用“政治近代化进程”，大幅提升国家权力向乡村伸延的主要动因。

　　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安徽大学卞利以明清时代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为实例，论证了国家与社会间的冲突与整合。认为明清两代统治者通过制定和调整国家制定法中相关的民事规范，如律例结合、从“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到“诸法合体，民刑有分”的变化、法律规范的形式更加丰富、对民间某些惯例的逐渐确认等等，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减少社会的动荡，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与整合，对农村基层社会的相对稳定具有促进作用。

　　此外，还有学者撰文研究了民间社团组织。苏州大学李明以苏州市民公社为例研究了清末民初民间社团组织的发展概况和解体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唐仕春探讨了清末民初北京会馆社会资源的流动及其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海军工程大学熊志勇分析了清末社团与兵营间的异动，认为清末社团与军界互动是深化社会政治动员和转型社会突破“瓶颈”的必然要求，并为军人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