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与皇权时代士人效忠对象的差异（外一
辛亥革命网 2011-04-23 00:00 来源：说长论短 作者：冯天瑜 查看：
本义上的封建时代（如中国的殷周、西欧的中世纪、日本的中世与近世）是领主经济、贵族，政治占优势的时代，附庸对领主的人身依附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特色；皇权时代（如中国的秦至清、西欧中世纪末期、日本明治时期）是地主经济、官僚政治占优势的时代，人身依附已大为松动。这两个时代都活跃着一批掌握着知识艺能的士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往往处在贵族、官僚与平民的交界处，“无恒产”却“有恒心”，即尚未掌握财富与权力，却有才干与抱负，是一批思想诉求比较明确而执著的人物。略考封建时代与皇权时代士人效忠对象的变化，以昭显其人身依附性的强劲或松弛，有助于认识这两个时代的社会性质之异动。
在封建时代，贵族（领主）掌控土地和人民，包括士人在内的人民对贵族有着人身依附关系。以西欧中世纪为例，封建贵族拥有土地所有权和附庸领主权，骑士对上级贵族领主竭诚尽忠，法国作家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等小说，生动描写路易十三时代（十七世纪上半叶）骑士依附上级贵族领主、为其驰骋疆场、复仇效命的情形。日本江户时期的武士也与大名领主保有深重的依附关系，不惜以命报主。元禄年间（十八世纪初）发生的“赤穗四十七义士”为主君报仇后全体切腹自杀（所谓“全死节”）的故事，正是日本封建时代武士效忠领主贵族的典型表现。日本有大量文艺作品（如歌舞伎剧目《忠臣藏》等）采用此一题材，以赞颂武士效命主君的精神。
早于中世纪西欧、中世及近世日本将近两千年，中国封建时代士人的效忠对象，也是有恩于士人的领主贵族。司马迁《史记》的《刺客列传》刻画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五位春秋战国间以忠节敢死著称的武士，其行迹的共通之处是：被某一领主贵族厚待、器重（鲁庄公之于曹沫、吴公子光之于专诸、智伯之于豫让、严仲子之于聂政、燕太子丹之于荆轲），武士则为之效力、复仇，不惜残身以至献出生命，其信条是“士为知己者死”。
以豫让为例，他先效力于晋卿范氏、中行氏，两氏以常规态度接纳豫让，范氏、中行氏灭亡，豫让投奔晋国六卿之一的智伯，智伯对豫让“甚尊宠之”。后来智伯被赵襄子灭杀，豫让发誓为智伯复仇：“今智伯知我，我必为报雠而死，以报智伯。”（《史记·刺客列传》）为了谋刺智伯的仇家赵襄子，豫让不惜以漆涂身，装成癞病；又吞炭致哑，“使形状不可知”。但在行刺中仍被捕获，赵襄子质问豫让：你曾事奉的范氏、中行氏被智伯所灭，你为何不替范氏、中行氏复仇，反而委身智伯。现在智伯已死，你却不惜一切为智伯复仇，这是何故呢？豫让答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这番答辞颇能代表封建时代士人的心态：“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士人与效忠对象领主贵族之间达成一种“恩赐—报答”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人身依附关系正是封建时代人际关系的范例，被士子所追慕与信守，也被封建贵族所肯认与赞扬，故险遭豫让刺杀的赵襄子一再称赏豫让为“义人”、“贤人”，并打算开释豫让，而豫让却决心为智伯尽忠到底，以博取忠臣的“死名之义”，请求赵襄子脱下衣裳，豫让对衣裳“拔剑三跃而击之”，象征性地替智伯复仇，然后“伏剑自杀”。“死之日，赵国志士皆为涕泣”。这篇刺客传，完整地表述了三种人（刺客、被刺贵族、被刺国士人）共通的忠节观。这种士子以身事奉封建主的忠节观，正是封建时代流行的一种与人身依附密切相联的价值观。上述诸刺客效忠封建主，是一种武士行为，往往以“死节之忠”为最高形态，而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文士有着更复杂的表现。郭店楚简《鲁穆公问于思》一篇，载鲁穆公与子思的一段对话：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成孙弋曰：“……恒称其君之恶者，远禄爵者也。为义而远禄爵，非子思，吾亚闻之矣！”（1）
这里肯认的“忠臣”，不以自身的禄爵为目标，而以领主（君）家国的安危作矢的，故经常批评君主的缺点过失。先秦时期的武士与文士都以“取义”为人生高标，而这里的“义”，多体现为对封建领主的效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