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时代与皇权时代士人效忠对象的差异（外一(5)
辛亥革命网 2011-04-23 00:00 来源：说长论短 作者：冯天瑜 查看：
元人俞德邻《佩韦斋辑闻》卷一称：
始皇南巡会稽，高帝时年二十有七，项籍才十二三耳，已有取而代之之意。
刘邦、项羽因倾慕皇帝的尊贵而产生的“彼可取而代也”的梦想，是许多改朝换代之际的勇敢分子的共同野心。此类心理的生成机制，除皇帝无上尊荣所产生的诱惑外，更与皇权时代权位获得与更替的原动力有关：统治权并非如封建时代那样仰赖宗法遗传，而是当社会矛盾白热化之际，由某一强力集团的代表人物凭借暴力争夺得来。
秦以降的专制帝王虽然也尽力给自己的得位涂抹上神学色彩（“真龙天子”、“奉天承运”之类），但铤而走险的叛逆者并不信服此种说辞，他们不相信现任皇帝一定是“真龙天子”，却从历史真实中归纳出“彼可取而代之”、“强者为王”的法则。《水浒传》中的李逵口口声声唤着：“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晁盖哥哥当“大宋皇帝”，宋江哥哥当“小宋皇帝”，心存接受招安之念的宋江虽一再制止黑旋风，但在众多梁山好汉看来，李逵这番话也颇为中听，这大约是那个“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梦想在众头领心灵深处起着作用。
专制帝王试图用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抬举一姓之尊，提升皇族的神圣性，但此法只能行之于一个朝代之内，如刘氏之尊，可行之于两汉，为宗室刘秀的中兴汉室、刘备的建立蜀汉发挥重要作用，但延及魏、晋，曹氏、司马氏相继而起，刘氏则丧失感召力，“正统”也随之转变。李唐、赵宋、朱明、爱新觉罗清皆同此例。总之，在皇权时代，中国的皇帝固然赢得某种神学光环和宗法论证，是至高无上的尊崇对象，但大体而言又是一种世俗的、可以争夺的目标。民众并不无条件地崇拜它，在某些时刻完全可以弃之如敝屣，直至取而代之。这与日本的天皇制颇不相同，天皇被日本人普遍视为天照人神的嫡子，是不可直视的神，更不可想象去夺取其位。在千余年间，日本的天皇是一系承传的，唯独发生过一次平将门自称天皇的事件，很快便被讨平。而且，平将门也是天皇后裔，自认有得位的天神身份。与日本形成比照的是，在缺乏宗教情怀、宗法制又已变态的中国皇权时代，皇位在本质上是世俗的，是权力斗争的产物，是强横者彼此夺占的第一把交椅。富于冒险精神的人们，在某些特定时段（多半是一个朝代发生统治危机的关口）不惜以命拼争皇位，结果无非是两种：“胜者王侯，败者寇”，王侯与寇贼的区别仅在成功与失败。
如前所述，皇权时代还有另一种间接的“皇帝梦”，即期盼好皇帝给社会带来统一、平和、繁荣，给个人提供升迁发达的光明前景。这是皇权时代常态下许多人的梦想，梁山好汉中史进、林冲、武松等武艺高强的人物，也曾企求“边庭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后来终于被黑暗政治（运作者总称“贪官”）“逼上梁山”，并对现行皇帝失却希望，拒绝招安。而梁山好汉的主持者宋江、卢俊义等人，则始终对现行皇帝心存幻想，孜孜以求于朝廷的招抚，走着“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路子。一部《水浒传》状写的造反者，主流确乎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金圣叹点评曰，《水浒传》起首，“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而宋江们所“反”的，仅仅是“自上作乱”的高俅们，对重用高俅的徽宗皇帝却寄予无限期待。与项羽、李逵们“彼可取而代之”的“皇帝梦”相较，宋江、卢俊义们的“招安梦”，豪气大失，而奴气十足，故人们往往欣赏项羽、李逵式的富于英雄主义色彩的“皇帝梦”，而鄙弃宋江、卢俊义们的接受皇帝招安的梦想。从审美角度论之，这一好一恶似有道理，但从历史价值判断之，两种梦想实出一辙，都覆盖在“皇权”的大纛之下。皇权时代的人群，绝大多数都是皇权主义者，区别只是人们做着两种类型的梦：一种是在现行皇帝之下的梦，企图从现行皇权那里分得一杯羹：另一种是取而代之，自做皇帝的梦。两种都是“皇帝梦”，全都脱不出皇权主义的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