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对印度佛教术语的吸纳
辛亥革命网 2011-04-23 00:00 来源：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作者：冯天瑜 查看：
一、佛教东传与佛词入毕
“佛教”是音意合璧译词，“佛”为中亚吐火罗语（或龟兹语、焉耆语）的音译“佛陀”的省文，意为“觉者”，包含“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三项果位，大乘佛教将三项果位俱全者都称为“佛”（故有释迦佛、如来佛、弥勒佛、药师佛、阿弥陀佛等多种佛），而小乘佛教仅称释迦牟尼为“佛”；“教”是汉语固有字，有教化、学说等义。作为整词的“佛教”包含两层意蕴：一、“佛的教法”，二、“成佛之教”。
关于佛教入华之始，有多种说法，如“伯益知有佛”说，“周代佛法已来”说，“孔子知有佛”说，“秦始皇不从佛”说等等，考之以史，均不可信。1较有根据的说法是，佛教于两汉之际（约公元1世纪前后）入华。《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三国魏人鱼豢《魏略·西戎传》：
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
佛教入华，多以东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为开端。
最早记载其事的东汉时作的《四十二章经序》：
昔汉孝明帝，夜梦见神人，自身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到大月氏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
这段文献出现佛、塔、寺等汉译佛教核心词语，且不再用“浮屠”而用“佛”。这一文献说，明帝派遣的求法使者只到了大月氏，“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即归。而《法本内传》则另有述说：明帝派遣的求法使者到达“中天竺国”（即中印度），邀请印度僧人摩腾、竺法兰赴汉，以白马驭经及佛像，于永平十年（67）至洛阳。翌年明帝建白马寺安置二僧，二僧译出《四十二章经》（全称《孝明皇帝四十二章经》）。
佛教于两汉之际入华，魏晋渐兴，南北朝盛行，隋唐繁荣，宋元明清传承不辍。佛教入华后，与本土的儒家、道教相接，经历了由依附、冲突到交融互摄的过程，最后形成两大果实：中国化的佛教（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和吸收了佛学成分的新儒学——宋明理学，二者构成中国中古至近古文化的主体，并深刻影响近现代。佛教在中国虽然受到过排斥（如后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打击佛教，史称“三武一宗灭佛”），但朝野主流是对佛教取“容纳”态度，统治阶层不乏热列的信从者（梁武帝三次舍身同泰寺即为一例），佛教在中国始终香火不绝，甚至当佛教在原产地印度归于衰亡之际，在中国却信众广泛，名山大川佛寺高耸、梵呗缭绕。
佛教入华后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从民众方面而言，是由于佛教教义自有独特的吸引力。本土的儒道两家不能充分解答终极关怀诸问题，如关于生死，持实用理性的儒家说：“未知生，焉知死？”2这本是一句老实话，但毕竟未能正面回应困扰人类的生死问题。道教的肉身升天说，不见实效；服丹以求长生久视，结果却导致早夭。而佛教提供前世、现世、来世说，又以因缘轮回加以诠释，进而以西方极乐世界引人向往，加之慈悲为怀的感召，形仪壮美的宗教外观（体现在建筑、雕塑、音乐等具象层面），都招唤着饱受苦难而亟求解脱的芸芸众生。
从知识阶层言，除信仰的吸引略同于大众外，还有知性的吸引。中国士人服膺的儒学，提供了广大致用的伦理政治学说，是入世的指南，而佛家则提供了出世的精神退路，二者正可互补。儒学涉及宇宙生成、思辨哲理、知识法则，均语焉不详，而佛学却有深刻精密的宇宙论、认识论、因明学（逻辑学），可供极深研几；此外，附丽于佛学的，还有文法、音韵之学以及音乐、美术、舞蹈、建筑学，为从事专学者所借重；佛教“借征言以津道，托形象以传真”，3这使得佛典的不少篇章成为优美的文学作品，其想象力之丰富、形象思维之发达，都超迈汉土文学，对文士当然别具吸引力。南朝的谢灵运、颜延之、沈约，唐宋明的王维、柳宗元、白居易、苏东坡、宋濂、李贽、袁宏道等文坛巨子，近代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严复、梁启超、李叔同、熊十力等思想文化大师，无不深受佛学影响。王国维概括中古至近代一些中国士子向佛的原因说：
自汉以后……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蔽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