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对印度佛教术语的吸纳(2)
辛亥革命网 2011-04-23 00:00 来源：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作者：冯天瑜 查看：
由于大众和士人从俗、雅两层面对佛教文化热烈眷顾，佛教词语便大规模进入汉语词库，成为人们进入佛学这一博大精深宝库的门径。诚如近代佛学家丁福保（1874-1952）指出的：
佛经者，其旨征，其趣深，其事溥，其寄托也远，苟欲明其实义者，必以通其词为始。词者，积字而成之专门名词也。名词既通，讽咏涵濡之意义自见。5
晋唐以降，汉译佛词不胫而走，流行于庙堂之上、民众之中。仅以唐代为例，佛语入诗文的颇多。如号称“诗佛”的王维（698-758）喜采禅语，其《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便有阴界、我人、趣空、因果、色声等汉译佛语，以阐发佛教“人我空”观念。王维还自号“摩诘”（“维摩诘”节文），而维摩诘是佛经中一位著名大乘居士的名字。另一唐代诗人白居易（772-846）晚号“香山居士”，为在家佛徒。（宋代苏东坡、清代魏源等都自号“居士”，连清末洋务大吏张之洞也自号“无意居士”）白居易的《八渐偈》记师傅传授的“观、觉、定、慧、通、济、舍”八法，皆为佛门专词。至于汉译佛语融入大众俗语的，更不胜枚举，如眼光、刹那、缘起、手续、翻译、翻案、方便等等；宗教、伦理、哲学等专科领域的核心概念，来自佛词的也可信手拈来，如佛性、天堂、地狱、宿命、悲观、觉悟、境界、唯心、实体、实际、真实、真理、相对、绝对等等。这些汉译佛词，都来自汉译佛典，或由汉译佛典中的文词在社会流传中改造而成。
二、佛典汉译
佛典是佛（释迦牟尼）传教的文字记录，后发展为经（记载佛教典故、事迹、佛陀说教的文献）、律（关于佛门纪律、仪式、起居规则的文献）、论（佛家的议论、论述之文）“三藏”，“藏”为梵文（Pitaka意为篮子）的音译。佛典又称佛经，借用儒家“经书”之“经”，以表达佛典的经典性。佛教经义原存梵语系统（公元前4世纪印度的书面语）和南印度巴利文系统，又因北传佛教先至中亚，形成多种中亚语文（如留文、安息文、康居文、于阗文、龟兹文等）翻译梵文的经义。故在东汉至南北朝，译经是从中亚语文翻译为汉文，翻译主体是西域胡僧，如北周文士庾信所说：
佛影胡人记，经文汉语翻。6
前述关于东汉明帝时翻译《四十二章经》的传说，学者多以为渺不可查，今存《四十二章经》系晋人伪作，并非东汉译品。较可信的佛典汉译工作，当以来自安息的高增安世高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译《明度五十校计经》为开端，至北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唯净与孔道辅先后奏请解散翻经院止，大规模译经延续近九百年，在此前后还有零星的佛典译著。据元世祖至元二十四年硕学庆吉祥等编《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统计，从东汉永平十一年（68）开始，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的1219年间，共有194位译著者，译著佛典1644部，计5586卷，其篇幅浩如烟海。作为汉译佛典的丛书，汉译大藏经有《宋藏》、《金藏》、《元藏》、《明藏》、《清藏》，汉字文化圈其他国家有《高丽藏》、日本的《大正藏》，新修《大正藏》32卷，四千万字。
梁启超概述佛典汉译史说：
故论译业者，当以后汉桓灵时代托始，东晋南北朝隋唐称极盛。宋元虽稍有赓续，但征末不足道矣。7
梁氏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将汉末迄唐末八百年间佛典翻译分为三期：第一，外国人主译期。第二，中外人共译期。第三，本国人主译期。
外国人主译期 东汉至西晋来华的西域高僧（如安息人安世高，月氏人支娄迦谦、支谦）凭记忆背诵中亚语经文，然后译成汉文（多借助中国人）。这种口诵经文的方式，在古印度也很流行，故佛典起始句多为“如是我闻”（我听佛祖说），是一种口诵句式，东晋法显《佛国记》述其状为“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南朝宋人赞宁编《高僧传》论及安世高、支娄迦谦等人的译经状况时说：“梵客华僧，听言揣意，方圆共凿，金石难和”，胡僧不熟汉语，华僧不通佛理，故译作粗疏。胡僧还用“格义”法译经，即用中国固有概念比附、翻译佛典名相，如安世高以“无”译“空”，以“无法”译“涅槃”，以“生死”译“轮回”，这种方法虽给中国人提供了理念佛词的捷，但毕竟导致词义偏差不准。
中外人共译期 东晋至南北朝，印度高僧（如鸠摩罗什、觉贤、昙无忏、真谛）来华，他们已较好地掌握汉语，口述清晰，又得道安等中国僧人的力助，参与笔述的华僧也通晓佛理，所谓“彼晓汉谈，我知梵说”，译经水平明显提高。西域胡僧多音译佛词，来自印度的鸠摩罗什则多意译（称之“什译”），开意译佛词先河，但“什译”常删经文，意译欠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