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自由：近代汉字术语考释

　　术语，指各门学科的专门用语，每一术语都有在各该学科中严格规定的意义。术语基本都是名词，所含概念与某学科或其专门领域的整个概念系统相联系，并受其限定。术语的大量出现始于近代，是近代科学兴起、学科分野明晰、思维日益精密的产物。而近代科学及其诸学科分野，均在西方发端并形成体系。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大批西学术语也传进中国。由于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又有着悠久、丰厚的文化积淀，故西方术语译成汉语，主要是意译，其方式有二：或借助中国古典词语（如革命、共和、封建、社会、经济、文学、思想、文化、文明等等），通过放大、缩小、引申、变义，以对译西学概念；或采用汉字构词法，创制汉字新词（如科学、美术、美学、哲学、抽象、民族、动员、命题、动产等等），以对译西学概念。故今日我们熟用的近代术语，大都并非西方词语的简单音译，而是中西文化在意义层面上交会的结果，可谓渊源有自、底蕴深厚。对此加以考析，穷源竟委，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西语汇及其背后的中西文化的认识。值得一提的是，近代术语中的相当部分是从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引入的。日本自幕末、明治以降，系统翻译西方典籍，在此过程中拟订了大批对译西学术语的汉字词，时称“日制汉字词”。时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些汉字词已经定型。而恰在此际，大批中国留学生及政治流亡者来到日本，他们成为日译西书及日制汉字词的传播者。清民之际，“日本新名词”遍及中国书刊（包括教科书），新旧人物的笔下和言谈中多有此类新名词，其中许多沿用至今，以至百姓日用而不知其为外来词。故中国近代新术语是中、西、日文化互动的产物。通过下述各术语的具体辨析，我们可以看出其间的发展脉络。

　　经　济

　　“经济”是中国古典词。“经”本为名词，义与“径”同，东汉刘熙《释名·释典艺》：“经，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又指织布的纵线，后转为动词，义与“治”同，《周礼·天官，大宰》：“以经邦国”，《淮南子·原道训》：“有经天下之气”，这里的“经国”、“经天下”，即“治国”、“治天下”。“济”与“齐”相通假，有整齐调和之意。“经济”二字连为一词，首见于隋代王通《中说·礼乐篇》“皆有经济之道”。此后“经济”一词常用，如杜甫《水上遣怀》：“古来经济才，何事独罕有。”《宋史·王安石传》：“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红楼梦》中贾政骂儿子贾宝玉迷恋风月，不习“经济之学”。这些文句中的“经济”是“经世济民”“经邦济国”的简写，与“政治治理”含义颇近。晚清曾国藩主张在传统的义理、考据、词章三学之外，加上“经济”，即经邦济国的实学。清光绪间科举考试中设立“经济特科”，以策论试时事，其“经济”仍指经邦济国。当然，古义的“经济”也包含国家财政义，如明代刘若愚的《酌中志》卷七论及万历年间司礼秉笔太监陈矩，“是以有志经济，每留心国家岁计出入”，而留心国家岁计出入，仍是关注经邦济国的一部分。

　　“经济”转义为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成为国民生产、分配、消费的总称，又兼有节约、合算之意，始于它充作英语economy的译词。economy一词从希腊文οικουομικοδ演变而来。公元前4世纪，希腊思想家色诺芬著《经济论》（《οικουομικοδ》），希腊文οικου作家庭解，υομοδ原意法律或支配，二字组合，意谓“家庭管理”。这便是西方文化中经济一词的始源。至近代，economy具有经济和经济学两重含义，19世纪英语国度有人提出，经济学应加ies词尾。而以“经济”对译该英语词，首见于旅日美国传教士黑本（J.C.Hepburn1815～1911）1867年编纂的《和英语林集成》。同一年，日本学者神田孝平翻译出版《经济小学》，也以“经济”对译economy。进入明治时期以后，日本人普遍在理财、节俭、合算义上使用经济一词，脱离了中国古典词原意。

　　中国最早的economy汉译，是京师同文馆19世纪60年代末设经济学课程，定名“富国策”，以英国人福西特的《政治经济学指南》为教材。1880年该书汉译本名《富国策》。1886年，英国人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入门》汉译本取名《富国养民策》出版。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学者和来华传教士曾用“富国策”、“计学”、“平准学”、“理财学”、“资生学”、“轻重学”、“生计学”翻译economy及economies。梁启超1896年开始在理财、节俭、合算义上使用“经济”一词，却又心存疑虑。他1899年撰《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称：“故其争也……非属于政治之事，而属于经济之事”，将“经济”与“政治”对称，其“经济”已不是经邦济国义了。他对此解释道：“用日本名，今译之为资生。”可见梁氏对日本人将economy译作经济，并不完全认同，而更推崇“资生”。1902年梁启超编写一本外国经济学说史的著作，书名定为《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撰《译事例言》，批评日本将economy译作经济，认为“既嫌太廓”，而中国译作“理财”，“又为过狭”，故严复另译为“计学”。1903年汪荣宝、叶澜编《新尔雅》，对计学下定义：“论生财析分交易用财之学科”，其含义与经济学别无二致。清末民初e2conomy的译名，经济学与富国策、平准学、计学、理财学杂然并用，莫衷一是。后来译名定为“经济”，除与汉译日籍在当时中国影响力强劲外，还与孙中山的提倡颇有干系。孙中山1912年8月在北京作《社会主义之派别与方法》讲演，论及economy的译名时说：对于“经济学”这门“有统系之学说”，无论译作“富国学”还是“理财学”，“皆不足以赅其义，唯‘经济’二字，似稍近之。”在其他场合孙也讲过类似话。此后，经济、经济学成为economy和economies的通用译名，包含社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内涵，与古典的经世济民、经邦济国义分道扬镳。然而，经济学与富国学、计学、理财学并用，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第一位留美经济学博士马寅初所撰博士论文，便不用“经济学”一词，而用“富国学”、“计学”，表现出对“经济学”这一译名的保留态度。大约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及经济学才成为统一的术语被学界和社会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