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大众化：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的兴起(3)

        5  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产品的输入化

        作为一种非官方的大众文化产品，以传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为旨趣的商业性报纸首次在中国出现。是由西方传教士马礼逊等人于19世纪下半叶在香港、澳门、广州等通商口岸城市创办的。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中文报纸《申报》，便是由英国人美查于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创办的。截止戊戌变法前夕，中国城市报刊仍以外国人办者居多，椐1894年耶稣教会调查统计，中国共有中外文报刊76种，大约60%都为外国教会所办。1 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又一村”放映了法国电影，为时人称作“西洋影戏”。1898年美国汤默斯·爱迪生公司曾派出摄影师来上海拍摄了《上海警察》、《上海街景》。1909年美国电影商人宾杰门·布拉斯基在上海创办了亚细亚影戏公司。到20世纪20年代，好莱坞的影片充斥着上海的影院。世界广播事业的发端一般以1918年德国脑恩广播电台的建立和1920年美国KDK·A广播电台成功发射为标志。仅两年后。上海便出现了第一家广播电台。1922年冬，一位长居于日本的美国记者奥邦斯和留日华侨张某在上海大来洋行大楼建立了一个广播电台。1924年5月，美商开洛电话材料公司在法租界福开森路创办开洛广播电台，并在市区的《大陆报》社、《申报》馆、工部局市政厅等多处建立了播音室。通过福开森路的电台对外广播。话剧和赛马、回力球、跑马等其他大众娱乐文化也是由西方传入的。

        6  城市大众文化的繁荣与近代市民文学的兴起

        20世纪20年代，随着城市大众文化兴起和逐步出现繁荣，以“海派文学”、“鸳鸯蝴蝶派”文学、黑幕小说、侦探小说、言情小说等为代表的市民文学也出现兴盛局面。

         近代中国大众文化在文学方面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海派文学”的兴起。海派文学是20世纪以来在上海兴起的一种文学派别，海派的一部分文体可以用“传奇”二字来概括。所谓的“传奇”可以总称为“一种情节离奇、节奏明快、人物行为超常的传说故事”，“一种消遣性、娱乐性较明显，大众化、通俗化、民族化较强烈的文学品类”。而海派文学的代表人张爱玲却认为都市日常存在的悲欢人生里面，平、俗，才更包含奇异的成分。这比一般传统市民对“传奇”的看法富有弹性。从张爱玲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海派文学的通俗性已经具有新意。惟有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环境，才会产生这种新式的大众文化观念，而新式的大众文化与市民文学的结合，便是海派文学。

        海派文学的通俗定式正是张爱玲所说的“悲欢离合”。这是他们小说的既定文化内容。“悲欢离合”是一种美化了的人生，富有戏剧性，曲折，但又最为通常不过。没有哪一个人不能在这通常的生活形态里反窥到自身。一掬同情泪，或一抹笑意。给别人更给自己。“人生也不过就是这么一回事”，在此审美心境下，人们不禁互相认同，甘愿咀嚼这大同小异、八九不离十的大众化故事。这故事偏重于生活的外部，没有进入核心，它不表达对生命的终极关怀。但当它把日常的琐屑材料编织为无巧不成的文学五彩衣饰后，又时时触动人们情感的那根神经。于是，“世态，人情”四个字便成为故事的文化。

        海派文学大众化的一面，有着一种世俗美。世俗美自然少存庄重性、严整性，却透着日常生活才有的那份消闲的、有情有趣的习气。海派文学绝对地排斥政治小说、英雄小说，就是因为它只面向俗世，突出了消遣性、娱乐性。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有惊无险”地制造着大众阅的效果。

        “鸳鸯蝴蝶派”文学诞生于清末。兴盛于民国初年。起初它因擅长写言情小说。戏弄卅六只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而得名。后来，它成为一个人数众多、创作手段多样、体裁及内容广泛、影响时间很长的一个文学流派。一直影响到20世纪40年代末，即新中国成立之前。他们先后创办的刊物有《小说月报》、《小说丛报》、《礼拜六》等100多种，主编过小报50多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礼拜六》周刊，它曾被戏谑为“宁可不娶小老婆。不可不看礼拜六”，将人生视为一种游戏与消遣，其主流观点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鸳鸯蝴蝶派”有一点颓废、有一些粗鄙，但属于新的市民文化，是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的代表之一。它所创作的体裁几乎囊括了社会历史小说、言情小说、黑幕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散文、杂文、译著等所有形式，成为近代中国大众文化的文学体裁可追溯的原型。

        以“海派”和“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大众文学流派作为大众文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映了大众文化的特征。是近代中国大众文化繁荣的表现。

        7  大众娱乐场所多样化

        近代以来，为了适应城市大众对文化的需要，一些新的公众性文化娱乐场所在城市普遍出现，电影院、戏院、赛马场、综合性娱乐厅等新式娱乐场所从少数沿海大城市向内地大中城市扩展，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如新式影剧院同旧式露台、草台、庙台、公馆戏楼、茶园酒肆不同，每一位观众都有座椅，并配置有声光电化等现代音响设备，富丽堂皇，舒适惬意。新的游乐设施也更加考虑大众的需要而受到欢迎，如1912年商人黄楚九在上海开办了一家游乐场——“楼外楼”，由于摈弃了传统的庭院形式。而集各种中西游乐于一楼，故游乐者众。1915年，黄楚九又与中国营业公司(英商洋行）买办经润之合开了“新世界”：同一时期，上海公共租界陆续兴起了10多家游乐场，集照相、电影、保龄球、西洋镜、哈哈镜、赌台等当时流行的娱乐方式于一体，故生意火爆。1917年，黄楚九又在法租界建立了更大规模的游乐场——“大世界”。这个游乐场不仅在楼房面积上超过了当时其他各家，而且把当时所有的游乐项目都集于一堂，从电影、马戏到赌场、剧场。无不具备，另外，还经常搞一些无奇不有的展览、拍卖等。这些新型大众娱乐场所的出现。把市民从家庭引向社会，把商人、绅士从商人公所、会馆、官绅贵胄的“堂会”戏场引入大众娱乐场所，从而开创了中国大众文化的新局面，促进了大众文化的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