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费逵与中国现代出版业(2)
辛亥革命网 2011-04-26 00:00 来源：《编辑之友》 作者：吴迪 查看：
中华书局因扩充太快，与商务的竞争又十分激烈，加上副局长沈知方挪用公款投机失败， 资金周转不灵，以至1917年中华书局欲出租给商务印书馆，后因条件太苛刻，未成。陆费逵由此也被董事会撤去局长一职，但仍掌管业务。1919年至1926年，中华书局经过修整扩充，营业重获发展。此时，陆费逵任总经理兼编辑所长。在他的主持下，中华书局资本增至200万元，出版了《新教材教科书》、《新教育国语教科书》、《新文化丛书》、《唯物史观解说》等书，并创办了《中华英文周报》、《中华书局月报》、《少年中国》、《小朋友》等杂志。
1932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遭到重创，中华书局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营业更加发展，年营业额增至400万元。1934年，中华书局在九龙新建设备堪称远东第一的印刷厂一座，主要承印南京政府钞票和债券。
1937年，陆费逵担任中华书局董事长。同年，中华书局的发展达到鼎盛，资本扩充至400万元，年营业额约千万元，沪、港两地职工达3000余人，彩印业务为全国第一。 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书局上海总厂和编辑所停工，陆费逵将大部分职工遣散，把总局迁往昆明，部分机器运至九龙扩充香港分厂，为中华书局的发展继续奋斗。
二、认准形势，出爱国书刊
陆费逵眼光独到，预见性强，这恐怕是他个人成功的一大原因，同时也因为其见解独特，而推动了那一特定时期我国出版业的发展。
辛亥革命前夕，商务印书馆中的政治敏感人士曾建议公司预备一套适用于革命成功后的教科书，可商务印书馆的主管们思想保守，未对教科书进行改革。当时任商务出版部部长的陆费逵，早就参加了同盟会，与廖仲恺等革命党人常有来往。他预料到满清政府必会被推翻，革命必会成功，教科书也必将有大改革。所以他就秘密邀请了几个比较知己的同事，即后来成为中华书局创始人的戴克敦、沈知方、陈协恭等,每晚在他家里集会，商讨编辑新教科书。经过3个月的秘密准备，至武昌革命起义成功，陆费逵等所编辑的教科书也完成了十之八九。民国元年元旦，他们几人创中华书局，发行《中华教科书》，顿时风行全国。
1932年3月，陆费逵认为“东北在日本卵翼之下，成立满州国，将有几年大乱，以后出版方针非重新安排不可”，于是决定办一份杂志，定名为《中国人》，编辑方针注重中国今后的出路及青年修养。
1932年冬，陆费逵经过分析国内国际形势，预料到日本侵华，战争必将扩大，遂撰《备战》一文，发表在《新中华》的创刊号上，就军事、民食、交通等准备问题，提出意见，主张“一致对外”、“限期抵抗”、“将整个的财力、人力准备作战”引起了政府和各界的注意。
1933 年1月，他根据“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抗战后日本野心扩张的形势，写了《东三省热河早为我国领土考》一文，严词指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阴谋。由此，我们可以认为，陆费逵是一位目光深远，具有强烈忧国爱国思想的进步出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