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费逵与中国现代出版业(4)
辛亥革命网 2011-04-26 00:00 来源：《编辑之友》 作者：吴迪 查看：
1911年春，陆费逵编辑的《世界教育状况》（《教育杂志》的临时增刊）一书出版，这是我国介绍世界教育方面较早的一本图书。
1912年1月，陆费逵在《教育杂志》上发表《敬告民国教育总长》一文，对当时我国教育的发展献计献策，并得到教育部长采纳而先后施行。
1923年1月，陆费逵发表《我国书业之大概》一文，对我国出版事业的历史、现状，作了精辟的分析，并提出“我国出版事业，发达最早，木版印刷据说始于冯道，然决非冯道一人创始，大约隋唐之间已有之矣”的观点。4月，他发表《书业商之修养》一文，指出“书商的人格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算的是最卑鄙龌龊的。如出的书有价值，使人读了获益匪浅，能贡献于社会，书业商的人格即高尚；反之，如以诲淫诲盗的书籍贡献于社会，其书业商则好比提刀杀人”。现在看来，陆费逵的观点仍是非常正确的。
1922年至1926年间，陆费逵相继出版了其教育方面的代表性论著：《教育文存》、《妇女问题杂谈》、《青年修养杂谈》等。此外，陆费逵还大力推行国语运动，最早主张推行统一的国语。早在1906年，他就发表过《论设字母学堂》一文，主张统一国语，统一读音，改革文字。1921年前后，他参加国语推行会，创办国语专修学校，印行国音课本，制造国语留声片等，热心提倡白话文。1937年11月，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图谋杀害著名爱国人士，陆费逵获悉，即离开上海去了香港。他在香港主持中华书局香港分局工作多年，积极赶印书籍，供应抗战后方，直至1941年7月9日在九龙寓所病逝，终年56年。
回首历史，我们看到了陆费逵对我国近现代出版事业的巨大的贡献。我们应该感谢这位伟大的出版家和教育家，正是由于他强毅、果断、专一，才使得中华书局在本世纪初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历经战乱却不断发展壮大；也正是由于他大力开发民智，重视保存我国文化遗产，注重古籍的整理，才奠定了如今中华书局在出版我国古籍和现当代文、史、哲研究著作方面的权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