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乃天下公器———答沈国威君
辛亥革命网 2011-04-26 00:00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 作者：冯天瑜 查看：
《文汇报》2005年1月29日刊发沈国威君的《学术“抢滩”不可取》一文，对拙作《新语探源》发表评论。本来，严肃的学术批评是值得欢迎的，揭示作品的成败得失，于作者、于读者都大有裨益，即使批评中有某些与实情不尽相符的处所，也可以本着“无则加免”的精神对待。然而，沈君之文似乎不属此类，其总的立论，如标题所示，是不许“抢滩”，也即外人不得进入他的“学术圈地”。沈君是语言学者，长期做日中语汇交流史研究，他所说的不许“抢滩”，显然是指，做思想文化史研究的人，不应涉足语言学领域，尤其不应涉足“中日西语文互动”这样的“热闹”课题。如果贸然迈入，竟然还出了书，这就是“抢滩”，是“赶热闹”。此说于实情不符，尤其有违“学术乃天下公器，人皆不可得而私之”的故训，故不能不略作辩议。
第一，近代汉字新语的生成，当然是一个语言学问题，语言学家（如王力、高名凯等）对此做出过重要贡献，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广义学术问题，需要在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上，做观念史的、文化史的、社会史的考析。王国维1905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肯定新语入华的历史必要性与合理性，即是从文化史的大视野展开论列的，极富创识。百年后读来，仍启人神志。可见，专业语言学圈外的论者关于新语生成问题所发表的叙说，往往别有洞见。总之，汉字新语的研究，理当由语言学者与其他各相关学科学者分工协作，互相取长补短、联合攻关，方可获得真解。这种多学科交叉互动式的研究，正是今日学术发展的一大走势。就新语生成及其意蕴的研究而言，语言学界与史学界的关系，可谓“合则双美，分则两伤”。以笔者接触的语言学者而论，多持此种看法。而沈君不然，他将参与协作的非语言学界的人士呼之为到语言学界来“抢滩”，必欲逐之而后快，这显然不是在促成“双美”，而是在制造“两伤”，实在太过褊狭。这是笔者不能苟同沈君之文的基本原因。
第二，笔者非语言学界中人，但愿意虚心向语言学界学习，以语言学界的已有成果作为营养，作为自己前进基地的重要部分。《新语探源》一再介绍语言学界（包括沈国威）的贡献，除其他章节多有论及外，第五章第二节以约60页篇幅对此做出综述，如果是来“抢滩”，为何如此尊崇“滩主”呢？自2004年9月以来，笔者应“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之聘，赴日本京都继续做“东亚汉字术语生成”研究，并与中、日、韩三国共十余名学者组成研讨班，除有思想文化史学者外，还有柳父章、飞田良文等日本语言学界的耆宿，史有为等老辈中国语言学家，荒川清秀、陈力卫、李汉燮等日、中、韩中年语言学者等，他们都以颇高热情躬亲研讨会，柳父章先生会后还惠赠近著，彼此砥砺。我虽未曾与沈君谋面，但出于对他作为在日本的中国语言学者的尊重，早在一年前便建议邀请他参加研讨班（他尚未到会）。前来“抢滩”的人大概不会有如此诚意。
第三，笔者没有把自己的研究定位在语言学圈内，而是在研习语学界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发挥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某些势能，开掘新语生成所包蕴的历史文化内涵。细心的读者如果将拙著与沈君所著《近代日中语汇交流史》做比较，当可发现：纯语言学论著与从思想文化史视角切入语言领域的论著，颇有差别，二者的着力点、举例重点都大异其趣。《新语探源》用心于对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坚术语（如哲学、科学等）做较详细的考察，并在某些有争议的关键词（如封建、经济、自由、形而上学）的概念厘清上下工夫，在今后一个时段，笔者将继续对这四个术语的概念变迁史做深度研究（从这一意义言之，《新语探源》只是前期性作品）。而沈君则另有关注，他从语言学角度，可以在“铅笔”这样的普通词语的考证上化长达十余页的篇幅，这是沈著所举词例中材料最丰富的一条。故《新语探源》与沈君《近代日中语汇交流史》一类语言学论著各有千秋，谈不上谁对谁的“重复”。读者正可以从两类不同著作中获得多元的而非一元的信息、理念及方法论的参考。此外，拙著较完整地概述了自古以来中外文化互动间的语汇变迁，重点又放在16世纪以降，更详细展开于19、20世纪之交。以笔者阅览所及，这样的论著似不多见，或许有助于读者全面把握新语生成史这一论题。诚如沈文所说，相关各段都有专论在先。然而，综汇式的把握也是必需的，这正如有了专门史、断代史还需要有通史一样。而且，拙著并非新语生成问题的平铺式“通史”，而是在“面”的介绍的基础上，做“点”的深入，这显然是一种非重复性的劳作。当然，拙著无论是关于面的铺陈，还是关于点的深入，都需要进一步努力，包括需要进一步向语言学界诸先进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