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乃天下公器———答沈国威君(3)
辛亥革命网 2011-04-26 00:00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 作者：冯天瑜 查看：
第六，沈君对笔者大不满意的一点是：贸然闯入，赶热闹。这只能说是沈君太不了解情况。其实，自上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研习中国文化史以来，一直注意于概念的厘清问题，拙作《明清文化史散论》（1984年成集，其中的论文撰写、发表还要早于此）、《中国古文化的奥秘》（1986）、《中华文化史》（1990）、《中华元典精神》（1994）、《月华集》（2000）中多有对于核心词（如文化、文明、中华、中国、民主、民族等）的古今演绎、中外对接的考释，展阅上述诸书，不难发现这一踪迹。笔者所撰《中华文化史》上篇（下篇为何、周二君撰），列一专目《“封建”辨析》，是新时期国内探讨此一史学核心术语古今演绎、中外对接间的得失的较早文字，一些重要学者在讨论此一问题时，都重视我的这一辨析。笔者还写过《厘清概念———以“封建”、“形而上学”为例》、《“革命”、“共和”：近代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等探讨术语生成、演化问题的专文。后文在辛亥革命9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大会的学术综述专门提及拙文与日本狭间直树教授论“民主、共和”的文章，开辟了从关键词角度研究辛亥革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的路数。记得在会议休息时，许多中外学人（其中不少是台湾学人），围着我讨论近代各种关键词的生成问题，足见史学界同仁对此有浓厚兴趣，发现这是洞悉近代史内奥的又一扇门户。总之，在长达20年间，笔者一直注目于关键词考析这类课题，将其视作文化史（尤其是近代文化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题中应有之义。而笔者在从事这类思考并撰述这方面的习作的很长一段时间，此一课题在国内还很“冷”，并不引人注意，绝非如沈文所言，笔者做关键词研究，是在“赶热闹”、抢热点滩头。需要补充一句：近年此一研究在国内渐渐“热”起来，但热度不高，应当欢迎有志于此的学人从不同角度来做这类题目。当然，这绝不意味着要发动许多人前来“大轰大嗡”。
最后说明一点情况。笔者形成《新语探源》论题构想，是1998~2001年任教于（日本）爱知大学之际，2001年4月返回武汉大学后，正式着笔撰写，2004年3月结稿。从运思、做资料长编到撰（写完毕，前后约四五年（并非如沈君所说“仓卒成篇”），而此间我既未在日本的爱知大学也未在中国的武汉大学就此一课题申请过项目、争取过经费。（申请列项、争取经费也没错，不过当时我一心扑在此课题上，每天早、中、晚三个时段笔耕不辍，未能顾及申请。须知，国内申请列项是很麻烦的，而我又向来害怕事务繁剧），因此，那种”借热闹课题、搞大项目、争取大笔资金”的“高校不良风气”，与《新语探源》的构思和写作的全过程毫不相干。还有一个细节需要说明：《新语探源》本来全无项目归属，我也打算就此做到底。2004年初，文稿交中华书局，不久即得到可以出版的答复。而我此时巳获得一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项目（多人参加的集体项目），而《新语探源》所论述的主要历史时段以及全书题旨，大体与该项目吻合，故有朋友建议，可将其列入该项目之中（这已是《新语探源》交稿之后），于是拙著扉页便有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项目‘明中叶以降中国文化现代性研究’（之一）”的字样。
我们许多人对于时下的学风问题深怀殷忧，沈君也是行列中人。我毫不怀疑沈君救正学风的良好愿望，但我们也不能在整顿学风的旗号下，胡乱挥棒打人。沈君长期身处国外，如果要就国内学界问题发表意见，应当先将情况了解清楚，办法之一，是与人（包括论争对象）做平等、理性的切磋与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