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乃天下公器———答沈国威君(2)
辛亥革命网 2011-04-26 00:00 来源：社会科学论坛 作者：冯天瑜 查看：
第四，关于沈文提到的“原创性”问题，笔者以为，这个问题提得好。增强原创性，确乎是当下学术的努力方向。不过，“原创”固然是学人追求的高妙境界，但在一部书中随处“原创”，也不大可能。以沈著为例，所举诸词的诠释，除“铅笔”外，因袭前说甚多，主要是复述一批日本语言学者（山田孝雄、佐藤喜代治、森冈健二、广田荣太郎、柳父章、飞田良文、佐藤亨等）的旧说。然而，我们并不因此断论：沈著无原创性。因为，综汇前说，引出新的理路或结论，也是一种创造。沈著在这方面有贡献，《新语探源》在这方面也做出了努力，当然都还远远不够。在具体词例诠释方面，拙著多有参考前辈及时贤处，但也有所创获，如“科学”，历来被认作“日制汉字词”，而笔者在研究经世实学史过程发现，宋人早有“科学”用例，《新语探源》追溯其出典为南宋思想家陈亮、叶适的政论，他们曾多次使用的“科学”一词，是“科举之学”“分科举人之学”的省文，而西周等近代日本学者接受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关于近代知识的特点为“一科一学”的观点，于是便以“科学”（分科之学）对译science。故“科学”当为近代日本人借用中国古典词对译西洋术语（与“伦理、政治、范畴”同类），而并非如“哲学、美学、体育”那样，是日本人运用汉字构词法自行新创的词。此外，拙著关于“革命”“共和”等中坚术语的诠释，也自有心得，并对某些流行说有所纠正。如历来都把孙中山自称“革命党”的起始时间定在1895年，流行说为：1895年11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与陈少白等赴日本，在神户登岸时，见日本报刊有“中国革命党孙逸仙”等字样，孙读罢报，援引《周易》语“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告诫陈少白等，今后不要再说“造反”，而应以“革命”自称。此一情节，因出自当事人陈少白的回忆，人们自然信从，故各种史籍都如是说，包括流行海内外的几种权威的辛亥革命史著亦如是说。早些年，已有日本学者查阅当时日本神户、大坂诸报刊，均未发现陈少白回忆录提及的“中国革命党孙逸仙”字样，但学界不大重视这一考证。而笔者认为此点至关紧要，遂于2001年2月与爱知大学同事刘柏林副教授赴神户的孙中山纪念馆考查，阅读当年报刊（刘精于日文，所读自然无误），果然没有发现上述字样。我又将此一情节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分析：孙中山其时尚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孙的成名，是伦敦蒙难，欧洲报刊一再报道以后），广州起义失败逃亡到神户，如何可能报上立即报道“中国革命党孙逸仙抵日”云云。事实上，当时日本报纸关于广州起义的消息，都是一些道听途说的模糊之词，这才是当年的历史真实。孙以“革命”自认，我的判断是后来与宫崎等日本友人交谈时形成的，这正显示了中日两国先进人士对汉字古典词予以新解的共同努力，故解决此一问题，不仅是一个史学收获，也是一个语学收获。《新语探源》反映了我对“革命”一词的一系列考证和思索，其论“革命”一目，约20个页码，与沈君论“铅笔”的篇幅相当。我肯定沈君的“铅笔”说有“原创性”，那么，请问沈君，我的“革命”说有没有一些“原创性”呢？上面举例，绝非说拙著高明，而是要表述这样一层意思：做思想文化史的人进入新语探究行列，固然有不及语学者的地方，但毕竟可以带来某些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新的哲思，这对于此一课题的研究，应当说是好事而绝非坏事。
第五，与“原创性”相关的是“新意”问题。沈文说《新语探源》是“名家的了无新意之作”，“名家”实不敢当，然说拙著全无新意也与事实不符。除上述关于“科学”“革命”等关键词的文化史诠说略有创识外，关于利玛窦的译词“上帝”“几何”“地球”的考释也都稍有新见；关于利玛窦以“脑囊”为记识器官，对中国认“心”为思维器官习见的救正，笔者从语汇学和文化学的结合上所做的评析，也是一种学习心得。笔者以数千字篇幅对“共和”概念演化的梳理，亦自有会意处。此类例子，还可继续列举。当然，笔者自知创识还很不够，需要继续努力，故感谢沈君的鞭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