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95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辛亥革命网 2011-04-27 00:00 来源：湖北社会科学 作者：会议学术组 查看：
为纪念辛亥革命95周年，推动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弘扬辛亥革命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湖北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华中师范大学、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汉市委宣传部、武汉市社科联共同举办，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承办的“纪念辛亥革命95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6年9月25日至26日在景色秀丽的武汉东湖宾馆召开。来自国内外的100余名学者和国际友人参会，提交论文60篇。孙中山战友、日本志士宫崎滔天的孙女宫崎蕗苳和孙中山的友人、日本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的曾孙涩泽雅英在大会上分别作了“宫崎滔天与孙中山”、“涩泽荣一与孙中山”的报告，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兴趣。
与会学者围绕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教育、武昌首义文化资源等论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辛亥革命时期的经济#社会受到关注
社会、经济、制度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也是观察历史走向的主要焦点。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经济与制度，自然是与会学者极为关心的论题。
华中师范人学中围近代史研究所郑成林、刘俊峰的《孙中山与盛宣怀银行建设思想之比较研究》，比较了孙中山、盛宣怀在银行建设方面思想的异同。作者认为，虽然孙、盛都认识到了传统票号、钱庄等金融组织的缺陷与外围银行在中围的重人影响，但他们对传统金融组织、外围银行和外资、中央银行、银行与实业关系的认识不同，由此也导致二人在实际行动中的不同做法。
中南财经政法人学经济学院姚会元、王春雷的《清末“外债”与辛亥革命》一文，探讨了清末“外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指出清末“外债”不仅反映了经济上外围资本对中国的剥削，而且影响中围社会及其根本走向：“外债”激化了中围社会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催化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后，列强敌视辛亥革命，妄图以外债为工具插手中国内政、破坏干涉革命，最终扶植袁世凯攫取了革命的果实。
工、商、农等社团研究一直持续不衰，近年来成果斐然。华中师范人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朱英提交《辛亥革命时期天津工商同业组织的发展演变一一以天津工商同业研究所为例的考察》一文，指出辛亥革命时期天津工商同业研究所的建立虽然得到官厅的支持，但并非遵令而行，更多的是工商界人士的主动行为：天津的新型工商同业研究会所，在一定程度上着眼于整个工商界的公共利益，甚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是这一时期工商同业研究所不同于传统行会的一人特点。
辛亥革命研究不仅是起义史、事件史，更应该扩展为“长时段”的年代史。辛亥时期与辛亥前后的历史都应该纳入研究视域与问题域。江汉人学李卫东的《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律师制度的兴起》一文，不仅全程阐释近代律师制度，而且从一个侧面讨论了辛亥革命的作用与影响。他认为中国近代律师制度的兴起与辛亥革命有直接关系，严格意义上的近代法律实践是从辛亥革命时期开始的。湖北社会科学院徐凯希以民国初年的上海和汉口为例，论述了辛亥革命与中围近代城市建筑业发展的关系，说明辛亥革命促进民初产业革命高潮的来临，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发展，促进了沪汉两地的开城筑路与城市建设，从而对城市建筑业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二、对辛亥革命时期政治的研究有所深入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政治动物。政党政治、民主政治，一直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点，也是此次会议所关注的议题。
中南财经政法人学历史系范小方在《辛亥革命与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一文中，认为中国近现代政党是随着中围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随着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播而产生，辛亥革命原木是为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民初出现的政党林立现象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历谓多党制也只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厢情愿地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结果，并被现实击得粉碎，当时的中国是武人的天下而非政党的天下。东华人学历史研究所廖人伟探讨了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民主政治的创试。他以孙中山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关系作为论述线索，考察了南京临时政府的二元制权力结构。武汉科技人学张继才提交的论文中，指出辛亥革命兴起之时，联邦主义随之出现在中国思想界，并在武昌起义后进入政治生活领域，产生了较人的社会影响。联邦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哀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辛亥革命的某些特点和规律。联邦主义始终没有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精英们的主流意识，其勃兴同武昌起义爆发一样有一定的偶然性、突发性，它也并不适合中国国情。首都师范人学邱远猷论述了《鄂州临时约法》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指导思想、制定经过、基本内容，剖析其意义和局限。他认为：《鄂州临时约法》是中国资产阶级拟定的第一个具有宪法性质的地区性重要文件，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将资产阶级共和围方案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确定下来，可以说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雏型，但此约法也存在着未能将平均地权、民生主义、反帝等内容列入其中的严重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