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米骚动与中国的五四运动
辛亥革命网 2011-04-27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野泽丰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在寺内内阁因米骚动而辞职之后，原敬内阁于1918年9月29日成立。新内阁以米价问题(中心，把“不惜任何手段采购外米”《原敬日记》1918.12.23，
一、原敬内阁的外米购入政策及其影响
在寺内内阁因米骚动而辞职之后，原敬内阁于1918年9月29日成立。新内阁以米价问题(中心，把“不惜任何手段采购外米”《原敬日记》1918.12.23，以下同)作为政府的首要课题。
陆军大臣田中义一提出：“利用军事协议，从支那内地买入，集中于满洲，大约可得百万石”。原敬首相表示赞同，要求“迅速着手”。(12.25)并决定“购买大米的费用约900—1000万日元，由大藏省的临时费支出。”(1919.6.3)最后，原敬内阁决定：
1.从亚洲各地大米产区包括中国，大量购买稻米；
2.对于中国，在购买大米的交涉过程中利用中日秘密军事协定，并与援助参战军(后改称边防军)以及山东问题联系起来。日本政府这一从亚洲各地大量采购稻米的政策，引起了中国等国的地区性米价变动。据中国《通商各关华洋贸易全年清册》记载，芜湖关代理税务司A•布朗多1920年2月19日报告说：由于广州汕头等地大米出口增加，对芜湖米的需求上升，当地米价腾踊。而广东省米价上涨的原因除了1918年的水灾造成减产之外，主要是因为日本商人在香港以高价大量收购大米。广东米商于是纷纷赴长江中下游产米区采购大米①。
二、五四运动前夜——稻米输出问题与反对运动
原敬内阁的大量进口大米的政策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首先是问题的复杂性，即大米输出和米价问题所带有的政治和国际背景。如前所述，田中陆军大臣建议利用中日秘密军事协定(即《日支共同防敌军事协定》，1918年3月14日公布)从中国购买大米。该协定规定：当日军出兵西伯利亚之际，中国军队要协同作战，“两国相互供给兵器、军需品和军用原料”，田中就把从中国购入大米视为按协定“相互供给军需品和军用原料”。另外，根据1918年9月28日中日双方达成的参战借款，中国为与日军协同作战而编成“国防用军队”，即参战军(后改称边防军)，并在军用米的名义下大量采购粮食。对于这样一种政治性的粮食输出问题，中国的留日学生和中国人民展开强烈而持久的反对运动可以说是必然的。
其次是空间的广泛性。据《时报》1920年6月13日的文章《西报论米贵之危险》的介绍，当时中国各地频频因大米问题而引起动荡，主要有：1.福建人士反对因日本人大量收购台湾稻米而向台湾输出福建大米；2.安徽西河地区舆论反对驻军旅长把当地所产大米卖给日商；3.徐树铮以参战军名义在长江沿岸采购军用米，实际上是转卖给日本人；4.曹汝霖之“舅”抢购芜湖大米以高价卖给日商；5.张敬尧向日本输出湖南产大米。由此可知，1920年中国各主要产米区的大米输出、米价上涨都与日本政府的外米购入政策有关。
第三是时间的长期性，即从1918年8月中国报界报道了日本因米价上涨，商请中国政府给予援助的情况开始，到中国政府以“救灾睦邻”为由，要求国内产米区采取积极应对措施，最后到1920年11月28日《时报》文章《乡民闹荒案之小结束》为止，前后长达2年多。
因日本的米骚动而引起的中国五四运动和国内社会动荡，大体上可以分成以下3个阶段:1.五四运动前夜;2.1919年下半年;3.1920年全年。第一阶段以反对粮食输出为特征。由于对日本大量输出大米，使中国的江苏、安徽等产米区也出现了供应不足、米价上涨的情况。其具体原因是:一是中国虽然是产米大国，但仍不能满足国内需求，即使是丰年，也需要进口外国大米(年均约70万吨)。二是江苏等地连年歉收，稻米产量下降。三是奸商囤积居奇，北洋政府前财政总长王克敏等人在上海开办“大有公司”，“表面上为筹备各省军用米，实际上以运米出洋为目的”②。该公司雇佣100多名熟悉产米区情况的采购员，于新谷登场之际，在苏州、无锡、常熟、昆山、青浦、松江一带大量采购新米，并从陆军部取得运输许可证，把大米运到济南，或走胶济线到青岛，或走津浦线到大连，最后出口到日本③。四是几乎所有殷富之家均储存大米以备米价上涨，导致市场上大米越发供不应求。五是北洋政府允许日本在安徽督军倪嗣冲协助下采购皖米100万石。由于米价上涨，安徽的总商会、农会、公益维持会等民间团体，组织了多次抗议活动，各地方的省议员也上书省长、督军，要求召开省议会，讨论大米问题，禁止大米出口④。在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下，带有日本背景的苏米、皖米出口之事未能完全实现⑤。
在香港，由于日本商人大量采购中国大米，造成米价猛涨。香港政府为了平抑米价，按市价买入大米，再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给市民⑥。1919年7月26日，2～3百名失业的煤炭工人袭击了10几家米店，从27日起，袭击米店的风潮蔓延到整个香港和九龙，到月底仍未平息⑦。
在寺内内阁因米骚动而辞职之后，原敬内阁于1918年9月29日成立。新内阁以米价问题(中心，把“不惜任何手段采购外米”《原敬日记》1918.12.23，以下同)作为政府的首要课题。
陆军大臣田中义一提出：“利用军事协议，从支那内地买入，集中于满洲，大约可得百万石”。原敬首相表示赞同，要求“迅速着手”。(12.25)并决定“购买大米的费用约900—1000万日元，由大藏省的临时费支出。”(1919.6.3)最后，原敬内阁决定：
1.从亚洲各地大米产区包括中国，大量购买稻米；
2.对于中国，在购买大米的交涉过程中利用中日秘密军事协定，并与援助参战军(后改称边防军)以及山东问题联系起来。日本政府这一从亚洲各地大量采购稻米的政策，引起了中国等国的地区性米价变动。据中国《通商各关华洋贸易全年清册》记载，芜湖关代理税务司A•布朗多1920年2月19日报告说：由于广州汕头等地大米出口增加，对芜湖米的需求上升，当地米价腾踊。而广东省米价上涨的原因除了1918年的水灾造成减产之外，主要是因为日本商人在香港以高价大量收购大米。广东米商于是纷纷赴长江中下游产米区采购大米①。
二、五四运动前夜——稻米输出问题与反对运动
原敬内阁的大量进口大米的政策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首先是问题的复杂性，即大米输出和米价问题所带有的政治和国际背景。如前所述，田中陆军大臣建议利用中日秘密军事协定(即《日支共同防敌军事协定》，1918年3月14日公布)从中国购买大米。该协定规定：当日军出兵西伯利亚之际，中国军队要协同作战，“两国相互供给兵器、军需品和军用原料”，田中就把从中国购入大米视为按协定“相互供给军需品和军用原料”。另外，根据1918年9月28日中日双方达成的参战借款，中国为与日军协同作战而编成“国防用军队”，即参战军(后改称边防军)，并在军用米的名义下大量采购粮食。对于这样一种政治性的粮食输出问题，中国的留日学生和中国人民展开强烈而持久的反对运动可以说是必然的。
其次是空间的广泛性。据《时报》1920年6月13日的文章《西报论米贵之危险》的介绍，当时中国各地频频因大米问题而引起动荡，主要有：1.福建人士反对因日本人大量收购台湾稻米而向台湾输出福建大米；2.安徽西河地区舆论反对驻军旅长把当地所产大米卖给日商；3.徐树铮以参战军名义在长江沿岸采购军用米，实际上是转卖给日本人；4.曹汝霖之“舅”抢购芜湖大米以高价卖给日商；5.张敬尧向日本输出湖南产大米。由此可知，1920年中国各主要产米区的大米输出、米价上涨都与日本政府的外米购入政策有关。
第三是时间的长期性，即从1918年8月中国报界报道了日本因米价上涨，商请中国政府给予援助的情况开始，到中国政府以“救灾睦邻”为由，要求国内产米区采取积极应对措施，最后到1920年11月28日《时报》文章《乡民闹荒案之小结束》为止，前后长达2年多。
因日本的米骚动而引起的中国五四运动和国内社会动荡，大体上可以分成以下3个阶段:1.五四运动前夜;2.1919年下半年;3.1920年全年。第一阶段以反对粮食输出为特征。由于对日本大量输出大米，使中国的江苏、安徽等产米区也出现了供应不足、米价上涨的情况。其具体原因是:一是中国虽然是产米大国，但仍不能满足国内需求，即使是丰年，也需要进口外国大米(年均约70万吨)。二是江苏等地连年歉收，稻米产量下降。三是奸商囤积居奇，北洋政府前财政总长王克敏等人在上海开办“大有公司”，“表面上为筹备各省军用米，实际上以运米出洋为目的”②。该公司雇佣100多名熟悉产米区情况的采购员，于新谷登场之际，在苏州、无锡、常熟、昆山、青浦、松江一带大量采购新米，并从陆军部取得运输许可证，把大米运到济南，或走胶济线到青岛，或走津浦线到大连，最后出口到日本③。四是几乎所有殷富之家均储存大米以备米价上涨，导致市场上大米越发供不应求。五是北洋政府允许日本在安徽督军倪嗣冲协助下采购皖米100万石。由于米价上涨，安徽的总商会、农会、公益维持会等民间团体，组织了多次抗议活动，各地方的省议员也上书省长、督军，要求召开省议会，讨论大米问题，禁止大米出口④。在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对下，带有日本背景的苏米、皖米出口之事未能完全实现⑤。
在香港，由于日本商人大量采购中国大米，造成米价猛涨。香港政府为了平抑米价，按市价买入大米，再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给市民⑥。1919年7月26日，2～3百名失业的煤炭工人袭击了10几家米店，从27日起，袭击米店的风潮蔓延到整个香港和九龙，到月底仍未平息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