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米骚动与中国的五四运动(2)

　　三、1919年后半期——五四运动与粮食抵制运动

　　五四运动期间，安徽的芜湖等地在反对大米外运的同时，也兴起了抵制日货的运动，日本军舰开赴芜湖威胁镇压，引发了芜湖学生联合会组织的反日大游行，示威者袭击了日本商店。而反对抵制日货的芜湖总商会会长汤善福也被愤怒的群众打破了头⑧。

　　到1919年下半年，伴随着米价再一次地上涨，五四运动进入第二阶段。特别是“六三”以后劳工运动对于大米问题的动向引人注目。劳工界认为“粮食问题对于劳工界的关系最大”，为此要求江苏省的省长、督军、省议会严禁大米出口，通过商会要求米业公所尽力维持米价平稳⑨。中华工业协会不仅要求江浙两省的省长督军禁止大米出口，还派了调查员赴各地调查米市情况⑩。学生运动也进一步与大米问题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海学生联合会在推进抵制日货的同时，认为“关于粮食出口，最应注意”，一发现有私运粮食出口之事，立即派人调查并制止11。沪南救国十人团在各主要码头设立粮食检查所，有40余个民众团体加盟。

　　全国各界联合会也以福建省米价上涨的原因在于军队和奸商勾结，把大米出口台湾，资助日本为由，提出了闽米禁止出口案12。

　　在东北三省，也因日本商人大量采购“满米”而导致米价成倍上涨。旅居日本的东三省出身的商学两界人士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反对日本商人过度采购“满米”。旅居山东的东三省学生会也发表宣言，号召民众:即使政府放开米禁，也不能卖给仇人一粒粮食。因此，在山东省的抵制日货运动中，各地学生对粮食的贩运进行了极为严格的检查13。

　　日本宪兵对学生的抵制日货和粮食检查进行了武力干涉，并于1919年7月1日逮捕了从事粮食贩运调查的齐鲁大学学生王志谦，于7月17日逮捕了青州第十中学学生马忠怀，日本军警又搜查了胶济沿线的各个村庄，抓捕了一些农民。为了自卫，辛亥革命时期活跃的农民组织——联庄会，再一次以粮食问题为契机，展开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活动。

　　四、1920年——劳工运动与抢米风潮

　　1. 米价上涨与劳工运动

　　进入1920年，中国市场上的米价再次以令人吃惊的势头上扬，给城市贫民、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而“出口过多”则仍然是米价腾踊的主要原因。奸商向产米区“重金收买”大米，“一般贪利之徒或明持护符籍‘护符’，即运销大米的凭证，由北洋政府和军方发放，其始作俑者为日本名私运，或暗渡陈仓间道出境”，大肆进行粮食走私活动bo。所谓“护符”即运销大米的凭证，由北洋政府或当地驻军发放。其始作俑者为日本内阁陆军大臣田中义一。正是田中建议北洋政府以发放“护符”收取的费用，作为参战军的军费。当时北洋政府以每运一石大米2元4角的高价出卖“护符”，后来虽然下降到每石大米1元5角，但仍作为“私运之护符”而被广泛使用着。舆论认为:“米价之奇涨，完全是军方毫无限制地滥发护符的流毒所致”bp。大米的外流导致上海米价腾踊，在6月初上涨到几十年未曾有过的每石11元的价位，终于引发了浦东农民300～400人袭击米店、开仓抢米的风潮16。

　　各地工人也因米价上涨而频繁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其中最先被媒体报道的是“水木两
作之工人”举行的罢工。“水木两作”即建筑工人，他们劳动强度大、工资低，米价的上涨首先造成了他们生活的困难，为了维持全家老小的生活，他们向工头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在被拒绝的情况下，举行了几千人参加、持续数月的大罢工。后经建筑业的上海、宁波、绍兴三大帮派协商，把每工370文的工资提高到大洋三角17。此后，成衣业(服装业)、木器制作业、铁器制作业的工人也先后举行了罢工18。大型企业工人举行的更大规模的罢工也是此伏彼起。其中有“华商电气公司的机械工人”，“群起加薪”，杨树浦的日商第一、二、三纱厂的4000多工人也因米价上涨而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沪宁铁路吴淞机器厂工人500多人举行同盟罢工，要求提高工资19。

　　如果说，五四运动中开展起来的劳工运动在一开始是作为对日斗争的一部分，在许多情况下
得到了工厂主的默许;那么进入1920年以后，因米价上涨而举行的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在各行各业广泛展开，就可以认为中国劳工运动进入了实质性的转换过程，是中国劳工运动飞跃发展的开端。

　　2.五四运动后期的抢米风潮

　　1920年6月，从上海浦东开始的抢米风潮逐渐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蔓延开来。6月末，浙江省萧山县的几百名贫民将附近米店的大米抢夺一空。7月，安徽的郎溪县、宿松县和歙县均发生了抢米风潮。浙江的嘉兴县和江苏的松江、清江、无锡、金山等地也相继发生了贫民群起抢米的事件。与此同时，买不起高价大米的贫民成群结队往来于江苏、上海、浙江等产米区“行乞”，“乞食”，造成了广泛而持续的社会动荡不安20。

　　在这一系列的米骚动之中，最为典型的是发生在苏州地区的米骚动。11月末，苏州东桥和黄棣镇一带的乡民因米价上涨、生活困难而聚众请愿。吴县知县温栋甫和警察分所所长一起到黄棣镇，试图平息民怨，但却被群情汹汹的民众所包围，从早到晚整整一天，最后在承诺“退租减赋”之后，才得以逃出重围。但“田业会”(由地主组成)不肯减租，知县无法履行诺言。民众再一次聚集起来几千人，从黄棣镇奔赴浒关。当地驻军第5团出动了3个连，分别前往东桥、黄棣和浒关弹压。知县也再次赴浒关安抚民众。民众指责知县食言，群情汹汹，军队开枪镇压，负伤民众不计其数，10几名散发传单的乡民被捕。知县召集各乡乡董开会，商议善后之策。地主联名致电南京军政长官，污蔑农民“煽惑乡民，聚众抗租，凶蛮之状似有匪徒指使”21。被置于军事恐怖和高压政策之下的农民惟恐大祸临头，纷纷弃家逃避他乡，剩下的居民十不足六、七，被迫按地主的要求完纳租谷，“再无争论违抗之事”22。

　　综上所述，五四运动虽然是以学生运动为开端，又以全中国的工人运动兴起作为高潮，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农民运动。只是各地的农民运动没有与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大体上是各地原有的分散的农民运动的继续，即使是在同一个苏州，农民与织工之间也没有采取联合行动，只有山东的农民运动成为全国五四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