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初步尝试(2)

　　首先，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中，坚持了政权的资本主义性质，并以走资本主义道路作为自己的目标和发展模式。由于资本主义代表了当时现代化的一般生产力标准，因此，上述发展目标就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主流——走现代化之路。临时政府的资本主义性质是最集中地反映在其所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根据资产阶级“人权平等”、“天赋自由”的原则，规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家制度、政权组织形式和人民所具有的一般的民主权利：“中华民主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营业、言论、集会、通信、信教等自由和请愿、陈诉、任官考试、选举与被选举等权利”。《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确立了国家政权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可以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意志，树立了民主共和国的合法性。

　　其次，辛亥革命完成了国家政权由传统封建政治制度向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实现，打破了封建社会政治保守、封闭和被少数人控制的状况，扩大了国家政治参与的范围，这样，就为充分吸纳和动员新的社会力量、社会集团和社会资源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活动创造了条件。共和体制的确立，极大地促进了人民对国家政治及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国家政治参与扩大化最明显的表现是国家权力从君主转移到议会，这是国家政治实现现代化最现实的体现。通过议会选举，参与国家政治的势力从过去的君主、士绅、地主扩大到新兴的资产阶级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1912年，各省议员和参众两院进行了选举，1913年又召开了正式国会。在这个时期，群众参政的组织形式——政党——也在中国普遍成立，并积极参与地方及国家的政治活动。据统计，这一时期，中国先后出现的政党达300个以上。虽然这些政党大多存在着畸形发展的倾向。但与传统的封建专制统治时期相比，这显然是中国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直接反映。同时，选官制度的变化也扩大了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的范围。传统中国政治由科举而仕，而辛亥革命后，则由政党而仕。这标志着中国政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也标志着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大的进步。

　　再次，新政权在实现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还把政治职能专业化作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要目标。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政府职能的实现越来越依赖于专业化和科层化管理的手段。辛亥革命以后，新政权为了适应国家现代化的需要，在政府机构的组成上，一方面，让一些具有特殊功能的领域如法律、军事、行政和科学等从传统的政治领域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专门化机构：另一方面，行政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实现分层化管理。这样，与过去传统政治的封闭和低效率相比，新政权在行使其政府职能上，就更集中和具有权威性，因而也就更有效。

　　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化对国家政权的要求更为严格和苛刻。它首先必须要具备以两个条件：1）具有领导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坚定信心和义无反顾的勇气；2）具有能够容纳和同化各种社会势力和动员各种社会资源投入到现代化进程的能力，从而达到调动全部社会力量来共同实现社会现代化这一目标。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所建立的新政权由于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有利于推动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政策和措施，就充分表明了他们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具备了这种信心和能力。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在政治发展目标上坚持了资本主义的方向，因此，民众对政府的目标和手段能够在较大的程度上给予合理的认同。其结果，就使新政权在革命胜利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和相当高的程度上获得了权威性和稳定性。而新政权就是利用了这段宝贵的时间，迅速而有序地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并通过这些主张，将中国引上现代化之路。

　　对于一个以追求政治现代化为目标的政权来说，至少要具备这样一些基本特征：首先，权威性。这是保证新政权所制定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和保证。现代化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对前现代化社会原有的制度和结构进行全面、彻底的变革。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新政权具有充分的权威，以便更顺利、更有效地贯彻自己的政治意图。但如果这个新政权迟迟不能树立其权威，实际上就意味着这个政权还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因此，它就不可能实现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一旦这种状况延续的时间过长，那么，一方面，就会为传统势力或反对力量提供对其进行攻击的理由，从而导致社会重新陷于动荡之中：另一方面，民众也会因为怀疑其能力而对它逐渐丧失信心。

　　其次，稳定性。稳定性主要是指国家政权通过制度化的手段来实现其职能的持续发展。对于一个新政权来说，其稳定性的实现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取决于现代化在制度方面推行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制度化程度越广泛、越深入、越合理、越完善，其政权也就越稳定。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民众对新政权持续的支持。而这种支持主要来源于民众对新政权现代化取向的认同，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民众对新政权所采取的制度化措施的充分理解。如果说权威的形成意味着革命领导集团的政治上的成功的话，那么，新政权在制度化方面的稳定性则将保证社会整合的顺利进行并由此而推动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