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初步尝试(3)

　　第三，民众广泛的参与性。新政权区别于传统政权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民众的广泛参与性。这种参与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化最大阻力来自于传统势力。而克服这种阻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建立一个与传统政治完全不同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来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范围。由于民众总是现代化的受益者和坚定的支持者，因此，通过这种参与，可以使民众在国家政治决策过程中，充分体现其影响，从而达到削弱传统势力影响的作用。另一方面，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其领域的不断扩大，这就要求政权应当具有充分吸纳和动员新的社会力量、社会集团和社会资源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活动的能力。而要实现上述目标，最重要的就在于新政权在其创制过程中，通过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政治体制以使为新生的社会势力参与现代化创造出一种和谐的政治氛围，以避免这些社会势力因不满现状而引发社会动乱。

　　第四，较强的自我调节功能。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其在自身的历史演变发展过程中，总会孕育出一些方法和机制，用于处理社会中不断发展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创制、协调、整合的问题，以保证该国家或社会体制在较为正常、顺利的条件下进行运行。这些方法和机制实际上反映了社会的自我调节功能。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些方法和机制越合理、越完善、越充分，社会的自我调节功能也就越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也就越顺利。现代化作为较高层次发展过程，其所面临的问题与过去相比最多、最复杂，也最难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或应当具有与过去相比更有效、更合理、更完善的自我调节功能，以保证现代化的顺利实现。

　　总的来说，这些特征虽然不能对新政权的制度属性加以全面的概括，但至少可以作为一种标准，用以衡量这个新政权是否真正具有领导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能力。由于上述特征的实现是以制度化为前提的，因此，我们在以这种标准来衡量辛亥革命的成果时，主要就是要看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是否通过制度化手段实现了社会政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应该说，这是辛亥革命最主要的任务。虽然在事实上，辛亥革命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彻底，但至少它通过一系列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上述任务，因此，中华民国政权的建立，无疑标志着中国已经开始了国家政权由传统向现代的转移。这就是我们评价辛亥革命的基本出发点。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辛亥革命的领导集团在领导的过程中，把反对以清朝政府为代表的封建政治制度作为革命的主要目的，因此，随着新政权的建立，以及各项以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为目的的政策、主张的实施，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打击了中国的封建势力。此后，尽管辛亥革命作为一场以变革生产关系为目的的社会政治大革命，由于它不得不面对强大的传统势力  的反抗，以及作为革命领导集团的中国资产阶级自身所存在的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因此，随着运动的逐步深入，新政权最终不得不将权力转交给政上更加保守和更倾向于传统的袁世凯北洋集团。中国社会也由于传统势力对现代化的抗拒而导致了国家政治长期的动荡不安。但从总的趋势看，一方面，辛亥革命以后，由于封建制度的瓦解和共和政治的建立，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抗拒力量的封建势力正逐渐淡出中国政治权力中心，已成为此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不争的事实，其结果，就在相当大的程度和范围内为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扫清了制度上的障碍。另一方面，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此后一直在沿着打破地方主义倾向的方面前进，从这时起，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化取向的、高度权威的、高度稳定的、统一的国家政权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唯一选择。在中国以后发展中，无论任何一种政治力量，只要它有可能问鼎国家权力中心，总是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可以说，辛亥革命后新政权所开辟的政治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未来国家政权建设的基本方向。

　　四、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治大革命，由于它不得不面对强大的传统势力的抗拒和自身所具有的历史局限性，必然会存在着许多的遗憾，这也是它不断受到一部分人非议的主要原因。问题在于，我们在评价辛亥革命时，能否超越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当然不能。因此，我们还是应当从更加积极的意义上去认识和理解辛亥革命。

　　首先，辛亥革命的时机问题。辛亥革命从本质上讲，是一场变更社会生产关系的革命，即通过革命的手段实现中国的社会生产关系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而我们相信，如果没有外国的入侵，随着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壮大，中国也会缓慢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同样，我们也相信，如果假以时日的话，清朝政府面对日益严重的现代化的挑战，也有可能通过自身的改革，带领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事实上，面对现代化的挑战，清朝政府也并非完全无动于衷。他们在主观上认识到来自西方的威胁，为了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他们也采取了一些变革的措施作为回应，例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新政的推行等等。但问题在于，历史的演进并没有给中国提供彻底进行社会改革的时间上的可能性。到20世纪初，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经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立即起来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国就成为当务之急的事情了。因此，从这个角度讲，辛亥革命的爆发，由于顺应了这～历史要求，就表明中国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而对于清朝政府来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内部的现代化特征已经逐渐明显地呈现出来。如果它能够充分认识到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能够正确地把握历史的机遇，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等各方面加以彻底的改革，使之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中国就会顺利地过渡到现代化社会。但是很遗憾，清政府不能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当然，这是由清政府的制度属性所决定的。因此，当它面对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时，由于其长期封建统治所形成的强大的历史惯性，使这只庞大而豪华但却负载沉重的巨轮不能及时地转向，最终只能自毁于历史的冰山。

　　其次，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领导中国过程中，由于较为坚决地贯彻了政治现代化的意图以及各项有利于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政策和措施，而且这一切对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就表明了中国资产阶级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较强的信心和能力。新政权之所以能够具有这样的信心和能力，其原因就在于它通过制度化的手段获得了新政权所必须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否认这一点，就无法解释辛亥革命后中国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就。现在的问题是，孙中山领导建立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作为一个政权，存在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而且辛亥革命后不久中国所发生的社会动荡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又如此之深，因此，很多人都不相信这个政权在推动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方面曾经有所作为。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这种历史现象呢？我们认为，应当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我们所讲的辛亥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建立的新政权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并不应当仅仅指这个政权持续时间的长短，而应当是指这个政权的领导集团所提出的政治经济主张被民众所接受和支持程度。一方面，民众对新政权提出的政治经济主张的接受程度实际上反映了新政权所代表的权威性；另一方面，民众对新政权所提出的政治经济主张的支持程度实际上则反映了新政权的稳定性。二是我们对制度化的理解也不应当局限于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所推行的政治经济制度主张及其贯彻、实施。这里，我们所说的“制度化”还应当包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它作为社会政治发展的目标模式，是一种对辛亥革命后社会生产关系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过程的政治取向。按照这种观点，尽管辛亥革命的前途并没有能够按照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希望的那样发展，中国现代化进程也仍将面对各种各样的考验，但中华民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由于它把建设现代化中国作为自己的主要政治经济取向，而这种取向既代表了当时世界历史发展的主流，同时也代表了中国人民对自己国家未来历史发展的要求，这就在最大程度上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并得到他们的支持。所以，权威除了表现为政府行使其职能所必须的有效权力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民众对这个政府的认同，而这种认同，使政府的权威具备了合理性与合法性。辛亥革命由于成功地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并对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行了大胆而有效的尝试，从这以后，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化取向的、高度权威的、高度稳定的、统一的国家政权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惟一选择。事实上，辛亥革命后，中国历史也正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演进。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在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