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3)

　　隐藏在上述一系列大事件后面的，是中国社会结构的悄悄的变化。民族资本主义在20世纪初年有了初步发展，新兴民族工商业者经过商会等社团逐渐组成为阶级，废止科举、大兴学堂、留学热潮，又造就了一代新型知识分子。正是这些新兴社会力量，如饥似渴地向国外汲取新知，以新的眼光审视上个世纪末的一系列事变，并且认真进行历史反思。义和团的笼统排外，特别是那些愚昧而又顽固的亲贵、大臣的反动守旧，固然给国家带来极大的祸殃。就连曾经使人耳目为之一新的戊戌变法，它的失败也使人们对于自上而下的改革不再寄予希望。随着清朝政府堕落成为“洋人的朝廷”，君主在人们的心目中日益失去尊严。章太炎居然敢于公开骂皇帝是不识五谷杂粮的“小丑”，而清廷竟为此向外国租界会审公堂控告一家民间报纸，这只能导致它的威信进一步低落。

　　于是，继续维持皇室地位的英、日君主立宪模式迅速失去吸引力，而美、法民主共和模式则日益增添光彩。

　　早在1901年，《国民报》即已公开宣传：“西谚有言：‘法兰西，革命之产地也。’今我中国二十倍于法，受祸之极亦数十倍于法。民权之运已渡太平洋而东，日本既稍受其福。我中国不愤不发，斯亦已耳；如睡斯觉，如梦新醒；于二十世纪而效法人十九世纪之所为。吾知风声所向，全球震惊，始而虎俄之专制为之倾覆，继而自由平等之实幸转移欧美。世界和平之极点将起点于东方，二十世纪之中国为民权之枢纽矣。”（《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期。）

　　此后，法国大革命在中国的影响日益增长，对这次革命的热诚仰慕者日益增多。进步报刊以大量篇幅宣传和讴歌法国大革命，中江兆民的《民约通义》、《开智录》及《译书汇编》上连载的《民约论》中译本、杨廷栋的《路索民约论》全译本广泛流传。仅以一些进步报刊作者的署名而言，如卢骚之徒、卢梭魂、亚卢（亚洲卢梭）、平等阁主人、竞平、人权、民友、志革、血儿之类，都表露出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痕迹。时人有诗为证：“得听雄鸡三唱晓，我侬身在法兰西。”（金松岑的长诗，载于《江苏》杂志第5期。）可见当年爱国志士对民主革命发源地法国迷恋之深。

　　法国大革命对辛亥革命的影响，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思想方面。

　　发表在《国民报》1901年第2期上的《说国民》一文，认为在君主专制统治下只有奴隶而无国民，为了造就新式国民必须象农夫播种一样，以自由平等的学说启发人民的觉悟。文章说：“法兰西革命以前，其民之憔悴于虐政者，非犹我今日乎？其全国无一国民，非犹我今日乎？其所以有今日者，何也？盖以法国为国民之田，以十八世纪诸学士为国民之农夫，以自由平等之说为国民之种子。”作者列举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以至拉波波、罗伯斯比尔、丹东等人的名字，认为今日法国人民得以“食国民之果”，应该归功于他们的“著书立说，一倡百和”。作者主张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应该向美国独立战争的革命先驱学习，也把自己当作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弟子”，让“法国之种子”不仅“波及美洲”，而且波及于亚洲，波及于中国。

　　20世纪初年的中国，立志做法国“诸大哲”的弟子，努力播自由、平等之种子者大有人在。其中一人就是自称“革命军马前卒”的邹容，他于1903年写成流传很广的《革命军》一书，热情奔放地歌颂：法国大革命“为世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牺牲个人以利天下，牺牲贵族以利平民，使人人享其平等自由之幸福。”邹容以“卢梭诸大哲”的后继者自居，并且极端推重他们的学说：“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苟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革命军》的第三章集中地宣传了天赋人权学说，指出：“人人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有生之初，无人不自由，即无人不平等，初无所谓君也，所谓臣也。”而革命之目的就是：“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游幸于平等自由城郭之中。”

　　与邹容齐名的陈天华。在《猛回头》中，也极为强调《民约论》的启蒙作用：“法国之人，……闻了卢梭这一篇言语，如梦初醒，遂与国王争了起来。……一连革了七、八次命，前后数十年，终把那害民的国王贵族，除得干干净净，建设共和政府。公举一人当大统领，七年一换。又把那立法的权柄归到众议院来了，议员从民间公举。从前种种虐民的弊政，一点没有；利民的善策，件件做到。这法兰西的人民，好不自由快乐吗。”在《狮子吼》中，也有类似的言词：“当初法国暴君专制、贵族弄权，那情形和我现在中国差不远。……（卢梭）做了这一本《民约论》，不及数十年，法国遂连革了几次命，终成了一个民主国，都是受这《民约论》的赐哩。”

　　长期接受西方教育的孙中山，最早接受民权思想并且最先提出建立民主共和的奋斗目标。他从理论到实践都效法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同盟会从成立之日起便高举“自由、平等、博爱”旗帜，其宣言声明：“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之枢机耳。”

　　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 在第1号，采用卢梭画像作为封面内页插图，并且称之为“世界之第一民权主义大家”。同盟会的重要骨干宋教仁声称：“吾愿此身为卢梭、福禄特尔（伏尔泰）”（《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7页。），冯懋隆则在读《民约论》、《万法精理》等书之后改名自由，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这些情况都说明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对中国这一代革命家影响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