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4)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除各种进步报刊广泛宣传法国大革命及其思想先驱者外，还有许多译著书籍专门从事这方面的介绍与阐释。仅据张于英所编《辛亥革命书征》，即有《卢梭魂》（1905年）、《路索民约论》、《译文四种》（1903年，内有《法兰西人权宣言》）、《佛国革命战争史》（1903年）、《法兰西革命史》（1903年）、《法国第一次革命之风潮》（1903年）、《法兰西近世史》、《法国革命战争史》（1911年）等。此外，还有刘师培与林獬合著的《中国民约精义》（1904年），分上古、中古、近古3卷，从中国古籍中辑录“言民约者若干篇”，“证以卢税（即卢梭），考其得失”。这是沿用“西学中源”的手法，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某些相关言论来印证卢梭的学说，借以消除历时已久的“变夏从夷”的忧虑，加速引进法国民主革命思想的进程。

　　第二，纲领方面。

　　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邹容在《革命军》中最先提出以“中华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国名；其政治体制设计虽说大多参照美国，但实际上还是以法国为原型。

　　1906年，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演说，更明确指出：“法兰西民主政体已经成立，……中国革命之后，这种政体最为适宜。”同盟会的纲领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所谓“四纲”之中显然是以“创建民国”即民权主义作为核心。该会发布的军政府宣言指出：“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段文字虽只寥寥数语，但却言简意赅，把《民约论》中的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人民公意（General Will）的理论表述得相当清晰。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孙中山取道欧洲回国。他在巴黎答《巴黎日报》记者问，曾认为中国面积太大，各省情况差异亦大，“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最相宜”。（《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2页。）但回国以后，由于对国情有进一步了解，思想很快便发生变化。1911年12月30日，他为上海《民立报》题词，中文是“戮力同心”，英文是“‘Unit’is our watchword”。（《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81页。）即已强调统一之重要。及至1912年1月1日就任临时大总统，他所发表的宣言书尽管还有“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等语，但侧重点在于极端强调民族、领土、军政、内治、财政五方面的统一。南京临时政府是参照法、美政治体制组成，而更接近于法国格局。南京临时政府所颁布的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并且具体规定了人民的自由、权利与义务。这些既体现了《民约论》人民主权、公意统治以及孟德斯鸠倡导的三权分立等原则，同时也借鉴了法、美政体实践的经验教训。

　　孙中山并未完全照搬法国大革命的经验，他力求结合中国国情将前人和外国的经验加以改造、融合与发展。同盟会纲领除将单一的民权主义发展成为三民（民族、民权、民生）主义以外，又将“三权分立”发展成为“五权分立”。民族主义的提出，主要是由于中国革命承担着争取民主与独立两种任务；民生主义的提出，则是由于企图预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避免贫富差别的过分悬殊。提出“五权分立”并非随便标新立异，而是鉴于西方的议会政治与选举制度的弊端日益严重，所以在行政、立法、司法之外又分立考选、纠察两权，以求更为完善共和政体的相互制衡机制。孙中山说得很明白，考选、纠察两权乃是借鉴中国传统的科举与御史制度，企图抽取传统中的合理因素以弥补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之不足。

　　第三，策略方面。

　　在中国进行“与前代殊”的国民革命，因为是史无前例，所以只有向外国取经，而开头必然是向美国与法国学习斗争策略。

　　首先是放弃戊戌变法谋求自上而下改革的温和办法，坚定不移地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

　　邹容在《革命军》第6章，明确指出：“无论何时，政府所为，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人民即可革命，推倒旧日之政府，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并且提出诛杀清朝皇帝，推倒北京野蛮政府等战斗任务。这里虽说是借鉴美国的《独立宣言》，但也显然效仿了法国大革命的榜样，因为美国独立战争根本没有杀死皇帝的必要。而《独立宣言》的指导思想也是来自《民约论》，因为正是卢梭首先指出，人们天赋的权利、自由的丧失，乃是由于被专制政府攘夺。如要恢复这些失去的权利、自由，就必须通过暴力直接从攘夺者手中夺回。

　　当然，孙中山从创建兴中会开始，就不断策动武装起义；但直至他流亡欧美，直接接触法国、美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以后，才更为完备地把民主革命的目标与武装斗争的手段紧密结合起来。

　　其次是一部分革命党人曾主张学习法国大革命，实行“中央革命”或“首都革命”。

　　早在1903年，张继在《祝北京大学堂学生》一文中，即已从起义地点的角度比较过“中央革命”与“地方革命”的难易利弊。他赞成“中央革命”，并且对于孙中山等人领导的华南边地起义方略有所批评。他说：“观诸实际，欧洲之革命，由地方而起者，惟英伦三岛而已，全大陆诸国，则革命之主动力莫不在京城。悲夫悲夫！奄奄待死之中国，数年以来，革命之声日盛一日，孙文之党，唐、林诸烈士，屡兴革命军于南方，前仆后起，流血淋漓，非不伟也，非不壮也，然吾颇疑其举近于地方革命。西人行之，尚有难色者，以程度低下之中国而遽为之，奚有不扦格也。吾望中央革命军之起，久矣。”（1903年6月6日《苏报》。）

　　以后，汪精卫到北京谋刺摄政主，出狱后又在天津成立同盟会京津保支部，而另一部分革命党人也在天津成立北方革命协会，或多或少也体现出“中央革命”策略的影响，至少是谋求在首都进行暗杀或起义以配合南方革命军的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