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与辛亥革命——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5)

　　当然，孙中山也并非完全没有考虑过“中央革命”的策略，但是由于北京完全被清朝政府控制，当地缺乏足够的新兴社会力量作为革命党活动的凭借，因此很难照搬法国的革命经验。中国革命党人把活动的重点与基地放在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的中下游，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清朝统治力量相对薄弱，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群具有一定的实力。辛亥革命的爆发及其进展，说明这种近于“地方革命”的策略部署基本上是正确的，至少是有客观依据；而张继等人把“中央革命”视为不能更改的金科玉律，倒未免近于教条主义。

　　再次是接受法国大革命的经验，以学生作为革命的原动力。（辛亥革命时期，人们往往把法国1789、1830、1848年诸次革命混为一谈。）

　　张继在上述文章中又曾强调：“学生为革命之原动力，而京都之学生尤为中央革命之原动力，是世界所共认者也。巴黎之学生、维纳之学生、伯林之学生、圣彼得堡之学生，撞自由钟矣，杀皇帝矣，倒政府矣。世界革命之大风潮，该等学生之造出者也。十八、九两世纪之历史，该等学生之活剧台也。”尽管革命党人在“中央革命”还是“地方革命”方略问题上意见分歧，但以学生为革命原动力却很快成为多数人的共识。杨笃生在《新湖南》一书中所说的“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青年军演新舞台之霹雳手”云云，也主要是指具有新思想的学生。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早期侧重于联络旧式会党，而且不大注意宣传教育，所以旋起旋灭，影响甚微。1903年以后，他逐渐转向倚重学生，特别是接受新思想最快最多的留学生。设在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就是以留学生为主体建成的，随即又通过他们在国内外各地建立了分会。这些青年学生，不仅充满革命激情，而且兼具组织与宣传两方面的才能，使同盟会的群众基础与思想基础都得到迅速的发展。这正如孙中山以后所回忆的那样：“及乙巳（1905年）之秋，集合全国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会于东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于是乃敢定立中华民国之名称，而公布于党员，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之义，而传布中华民国的思想焉。不期年而加盟者逾万人，支部亦先后成立于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革命原起》，《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6页。）

　　由此可见，法国大革命对辛亥革命的影响是何等显著，但这不等于说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人们对于法国大革命都持赞成态度。

　　1905年夏天，正好是同盟会成立前后，康有为经由德国到法国游历，并于1907年出版《法兰西游记》、《法国大革命记》。他仍然肆意渲染法国大革命的酷烈恐怖，并且从根本上否定此次革命：“异党屠尽，则同党相屠；疏者屠尽，则亲者相屠。”“合数十百万革命者之流血，以成就罗伯卑尔（罗伯斯比尔）之专制民主；合数千万良人之流血，以复归于一拿破仑之专制民主。然则所以大流血残忍无道者，果何为哉？”

　　当时，梁启超未曾到过欧洲，更未曾亲履法国国土，只是在1903年在北美作过大半年考察，但他也在《新大陆游记》中尽量贬低法国大革命的意义。他以加拿大与中南美诸国相比较，认为加拿大虽为大不列颠帝国的附庸，但其国民所享受的自由、幸福，则远远多于那些中南美洲独立的民主共和国。由此他得出完全否定革命的结论：“彼法兰西以革命求自由者也，乃一变而为暴民专制，……彼南美诸国皆以革命求自由者也，而六、七十年来未尝有经四年无暴动者，始终为蛮酋专制政体，求为美国之自由者，更无望也。”以后，他所主持的《新民丛报》与同盟会的《民报》激烈论战，继续坚持中国只能实行君主立宪而非民主共和，卢梭的自由民权学说不适合中国民情，革命只能引起大乱并导致亡国。

　　但是，康、梁已经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立宪派声嘶力竭的驳论，终于未能阻止法国大革命影响的继续扩大，未能阻止辛亥革命的爆发与清王朝的土崩瓦解。“伤离念远何时已，捧土区区塞逝川。”这就是梁启超们无可奈何的叹息。

　　三

　　现在距离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已经整整200年，距离辛亥革命也将近80年，人们已经有可能超越党派成见、感情色彩，更为冷静、客观地进行历史反思。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促进了辛亥革命的爆发，但中华民国的建立并不意味着革命的完全胜利。“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孙中山直至弥留之际仍然为此抱终天之恨。

　　从20世纪初年开始，在半个世纪左右的岁月里，中国一次又一次进行着革命斗争，包括“二次革命”、讨袁战争（或称“三次革命”）、护法战争、第一、二、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等等。这些当然都是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但不能完全排除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影响；其中也包括遥远的法国大革命的某些潜在影响，尽管它并非唯一、更不是主要的外来影响。

　　为了反抗侵略者和本国反动统治者，特别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暴力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建立过不可磨灭的功勋，起了应有的伟大历史作用。但是，长期的连续不断的革命斗争，加上深入人心的充满激情的革命宣传，又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一种逐渐凝固的传统观念，即革命高于一切，革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唯一手段。以后，由于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片面理解，革命更成为涵盖一切的神圣，手段变成了目的，历史除了革命便别无其他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