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中山等人的反思看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2)

　　此外，同盟会的组织也严重不纯。同盟会及其以后改组成的国民党只求党势之发达，“不求品流之纯糅”。在革命高潮中，投机分子蜂拥而至，封建官僚、政客、军阀、士绅、立宪派分子及一些流氓无产者摇身一变成为共和的拥护者，挤进了革命队伍，乃至出现了“异党入据，以伪乱真”[8]的局面。这就使同盟会完全成了一个“革命的大拼盘”。

　　这样一个革命的“大拼盘”，当然不可能有严格的纪律。同盟会的一些成员，都曾有过游离海外的经历。他们在海外耳食了一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于是在同盟会内“侈谈民主自由，纪律服从非所重视，只求大节不逾，不容一一规以绳墨”（[6]p56）。同盟会成立不久，就出现了政见纷纭、争执不断的局面，孙中山的号令，他们可以随意不执行。其结果，就只能像孙中山所说的，党员虽众，党势虽大，其内部却“意见分歧，步骤凌乱，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有似于傀儡，党员有类于流沙”。这样，在革命斗争中自然就会出现“对号令不能统一，事党魁未能服从”。“原第一次革命之际，及至第二次之时，职员皆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因而失势力误时机者不少。识者论吾党之败，无不归于涣散，诚为确当”[9]。

　　正是有鉴于此，孙中山在创建中华革命党的时候，着重强调两点：一是要严格入党手续以纯洁党的组织。中华革命党第四号通告要求：“凡欲取得党籍者，必照吾党一定之手续，否则手续不清，如一次革命时，真革命的向隅，假革命者得势，吾党主持者，亦无从而别之。此前车之鉴，不可不深长思也”。二是必须严格党的纪律。“革命党主张平等自由，为最大多数国民谋之，非为革命党自身谋之。若为自身谋平等自由，则革命党不应有团体之组织。以既有团体之组织，则应有团体之纪律”。“所以自第一次革命以来，吾党之受人攻击，以致失败者，大半都是将平等自由弄错了”[10]。

　　辛亥革命的失败教育了同盟会党人，也教育了孙中山。1913年1月19日，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恳亲会上作的《政党宜重党纲党德》的演讲中，就十分强调党的建设的重要性了。他说：“以人民为本位，而人民之凭借则在政党。国家必有政党，一切政治始能发达”。“政党之基础巩固，则中华民国之基础巩固”。当然，这也是他对辛亥革命失败教训进行深入反思后得出的重要结论。

　　“只破坏地面而不掘地底陈土”，是辛亥革命失败的第二个教训

　　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没有其他阶级、其他政党站在他们的前面，来同他们争夺革命的领导权。那个时候，他们最有生气。他们所办的《民报》、《苏报》、《大江报》，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11]。然而，由于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这个朝气蓬勃的政党却未能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到胜利。五四运动后，孙中山也逐步认识到，革命的不彻底，正是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他说：“八年以来的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位实因为单破坏地面，而没有掘地底陈土的缘故”[12]。事实上，就辛亥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而言，它的确只是破坏了一点“地面”，而完全没有挖掘“地底陈土”。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虽然为同盟会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但其内容是很不彻底的。以不彻底的革命纲领，欲指导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当然是不可能的。

　　只反满而不反帝，此不彻底之一也。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仅仅局限于反对满清政府，而不反对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帝国主义。他虽然也不满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但又害怕革命遭到帝国主义干涉而失败，因而始终不敢直接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的刘公对此曾作这样的解释：“如果现在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恐怕革命党人内外都无立足之地了。所以我们姑且含垢忍辱，这个工作为时尚早，只有等待第二步去办了”[13]。事实也是如此。1912年1月初，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就以大总统名义照会各国政府：“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清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至于条约期满为止。”并表示承担过去清政府的外债与赔款，保护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特权和利益（[10]p675）。把“民族主义”狭隘地理解为“排满”，在反对满清封建专制统治的时候，不仅不同时反对满清政府的政治靠山帝国主义，反而多方保护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成果及利益，这样的革命显然是不彻底的。

　　只反封建专制而不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此不彻底之二也。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虽然也讲“平均地权”，但他采取的方法却是“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12]p76）。虽然同盟会的一些人也提出过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在整个辛亥革命的全过程中，没有哪一个省真正实行过。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根基。反封建专制制度而不触动这个制度赖以存在的根基，这样的革命当然不可能是彻底的。

　　只反满清官僚而不反汉人中的封建余孽，此不彻底之三也。

　　同盟会以“驱逐鞑虏”为第一要务。而他们所谓“鞑虏”，指的是满清官僚贵族。他们认为，在满清王朝中，只要是汉人，只要能承认民国，就都是一家人了。孙中山在《讨袁檄文》中，在检讨他对袁世凯妥协的原因时，就这样说过：他之所以对袁“俯与迁就”，就在于“贼（袁世凯）本汉族，人情必思宗国”。在他们看来，“昔日官僚、政客、进士、举人都富有经验学问”，应该加以重用。因此，在民国的“咨议局会议桌上之官僚政客，其身价反比多年革命老同志为高”（[13]p72）。这样，就使他们在革命中甚至连谁是革命的敌人，谁是革命的朋友都分不清了。不仅如此，孙中山在回国后发表的同盟会宣言中，还提出了“罗致硕人，以闳其力”。后来的实践表明，他们所罗致的“硕人”，就是袁世凯、黎元洪、程德全之类的旧官僚。其结果，就使得“汉奸满奴”“混迹枢要”[14]，革命焉有不失败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