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中山等人的反思看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3)

　　1924年，孙中山在改组后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他说：“革命之目的，非仅仅在于颠覆满洲而已，乃在于满洲颠覆以后，得从事于改造中国”。而当时的“革命政府所能实际表现者，仅仅为民族解放主义。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10]p72）。这就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孙中山已经认识到，革命纲领之不彻底而导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不彻底，使辛亥革命“失败之根源”。

　　“革命行动缺人民心力”，是辛亥革命失败的第三个教训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群体，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最大的掠夺对象和剥削对象，历来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和斗争精神，是革命的主力军。因此，能否动员和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参加革命，就成为近代中国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孙中山在总结辛亥革命的失败的教训时一再指出：“革命行动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众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如果这种基础不能巩固，我们的革命便要失败”（[12]p540、935）。

　　然而，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其他领导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到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的。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与一般资产阶级一样，坚持的是英雄史观，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例如，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就曾经把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人民喻之为“初生之婴儿”，而把革命党人喻之为“产此婴儿之母”。正因为在理论上把人民群众视为蒙昧无知的婴儿，在整个辛亥革命的实践中，他们就不能正确处理革命党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不能坚决地、充分地发动和依靠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在武昌起义之前，他们虽然在士兵和学生中做了一些工作，同群众的会党取得了联系，但他们始终没有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没有发动和武装工农来参加革命。

　　农民封建压迫的受害者和反对者，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因此，革命能否受到农民的拥护，有没有广大农民群众的参加，就成为革命成败的关键。同盟会虽然提出了“平均地权”的纲领，但却不到农村去发动农民与封建地主阶级作斗争，没有致力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从而使革命从根本上失去了群众基础。不仅如此，为了加强与会党的合作，一些同盟会成员在其创立的共进会中，还抛弃了“平均地权”的纲领，代之以“平均人权”。这样，他们就更加失去了农民群众的支持。同时，由于当时的“会党”（农村的帮派性组织），大都干过欺压群众、杀人越货的勾当，农民对之深恶痛绝；同盟会却千方百计争取和依靠会党，当然就更容易失去农民群众的信任。黄兴率军转战广西钦廉一带，就曾因依靠会党，而使群众对革命军的态度发生了“所至前极欢迎者，今则多不留宿”的情况[16]。此外，他们也无视城市工人、市民等人民群众的力量。在武昌起义的整个过程中，许多地区的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参加军队、支援前线，组织游击队，破坏敌人的后方。例如，武昌人民帮助革命军队灭火、维持秩序；汉口人民拆毁铁道，使清军火车脱轨；汉阳兵工厂工人日夜赶造军火，支援前线，等等。遗憾的是，人民群众的这些行动，都几乎落在革命党人的视野之外。

　　直到孙中山回国后，同盟会也把主要精力花在所谓“罗致硕人，以闳其力”上，完全没有深入和发动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革命。这样，他们就把辛亥革命，变成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精英革命”。在他们看来，只有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才是革命的先知先觉和中流砥柱。只要他们这些以救国救民为职志的革命志士，奔走呼号，抛头洒血，就可以推翻清朝，建立民国，亿万农民就会跳出水深火热之中。当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毛泽东在谈到辛亥革命的教训时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15]。没有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革命，这也是辛亥革命失败留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革命党的“革命之气一落千丈”，是辛亥革命失败的第四个教训

　　一个政党要领导革命到最后胜利，必须始终保持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积极向上的革命的锐气，既不能因胜利而停步，也不能因失败而消沉。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领导这场革命的同盟会没有始终保持革命的锐气。

　　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元老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中说：“当同盟会成立之时，总理虽以三民主义号召革命，然国民久压于满清，感而信从者，多在狭义之排满。一旦满清既倒，革命之气一落千丈；后惑于‘革命军兴，革命党消’之说，竟改革命党为政党。继复合各党而成国民党，官僚政客，投机分子，悉行渗入党中，质体即为变化。故同盟会以少数党员从事革命，屡仆屡起，不数年而推倒满清；国民党以数十万党员举义讨袁，不匝月而先后败亡，非无故矣”（[10]p745-746）。这就是说，同盟会在推翻满清后“革命之气一落千丈”，也是其在以后的斗争中“败亡”的重要原因。

　　对此，孙中山1920年5月16日《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的演说》中也有提及。他说：“武昌起义后，十二月间我到上海，有一种很可怪的意气，此意气为何？即是一班官僚某某等及革命党某某等人所倡言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也。当时这种言论的意气充塞四围，一倡百和，牢不可破，我实是莫名其妙，无论如何大声疾呼，总唤不醒。所以后来革命党的失败，都是在这句话上面，这是我们大家不可不彻底觉悟的”。他强调，“无论何时，革命军起了，革命党总万不可消，必将反对党完全消灭，使全国的人都化为革命党，然后始有真中华民国。”

　　同盟会惑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说，主要表现为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所说的“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