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与曾业英先生商榷(4)

　　第二，众所周知，蔡锷不仅是个军人，还是个诗人，即便在战火纷飞的护国战场，仍能诗兴大发，一气呵成《军中杂诗二首》。曾业英所编《蔡锷集》也收录了一些蔡锷的诗作。经比较，蔡锷作于1900年的《杂感十首》与1907年11月击椎生在《云南》杂志上发表的《杂感十首》，无论从题名、形式还是风格上看，真正“存在高度的一致性”。此外，蔡锷喜欢作组诗的习惯也与击椎生相似。经查，击椎生在《云南》杂志上发表诗作20余首，这是击椎生作品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曾文曾断言：“以唐璆的生平经历和所受教育，对照击椎生诗文中所透露的信息，不难发现二者存在高度的一致性。”我们不难发现，曾文确实在文章中将唐璆的“文”与击椎生的“文”作了一番“对照”。虽然在“对照”的过程之中，漏洞很多，错误不少，所得出的“不难发现”的结论不仅不能服人，还暴露了其不少严重失误，但最起码也还是做了形式，走了过场。然而，曾文对他们两人的“诗”所作的“对照”在哪里呢？怎么竟然连个形式也不做，过场也不走就直接得出两者“存在高度的一致性”的结论来了呢？所以，曾文作者既有历史责任，更有现实责任补上这一漏洞，并将两者“对照”的详细内容公诸于众，让广大读者看看唐璆的诗作与击椎生的诗作在风格上、形式上、内容上究竟是怎样的“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否则，“曾文”作者岂不是对蔡锷及真正的诗文作者“不负责任与不公”？！

　　第三，众所周知，蔡锷自幼就对兵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童年就爱读“孙、吴、穰苴诸书”，在日本留学期间，为了救国救民，蔡锷弃文学武，先后就读于成城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为了“知己知彼”，在未来的战争中战胜列强，蔡锷十分注意研究列强的军事问题，1902年发表著名的《军国民篇》中，对美、法、德、意、俄、英、奥、日等国的军队建设、军费开支等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回国后，蔡锷虽然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从事军事教育和新军编练工作，但对国内外军事动态和军队建设、军事教育等问题的研究兴趣丝毫不减。经查，击椎生于1908年2月在《云南》杂志上发表译作《佛国陆军之腐败》，次年2月又将此文改名为《法国陆军之腐败》在南京出版的《南洋兵事杂志》上发表，并重新修改译者按语。这充分说明击椎生翻译外国军事著作绝对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对于国内外军事问题和军队建设一直有兴趣、有研究。既然曾文认为击椎生“八九不离十”就是唐璆，那么，唐璆对军事问题，尤其是外国军事问题有持续的兴趣和研究吗？还发表过哪些军事方面的文章，出版过哪些军事方面的著作？1908年初，唐璆正在为筹滇协会开展工作而四处奔波，何以还有时间和兴趣去关注和研究法国军队建设的问题？他翻译《佛国陆军之腐败》是一时心血来潮吗？1909年初，唐璆已由南洋经四川赴云南调查云南矿产，何以又将此稿投到《南洋兵事杂志》上发表，并重新修改译者按语？对于这些问题，难道声称对历史负责的曾文作者就不应该进行认真的比较和研究，拿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来吗？

　　第四，击椎生《佛国陆军之腐败》一文，译自法国民主党代议士哈姆伯鲁妥的短篇论著，这说明击椎生具有较高的阅读和翻译外文的能力和水平。众所周知，早在留日期间，蔡锷就具有翻译外文资料的兴趣和能力，1901年就翻译过法国人编著的近7万余字《支那现势论》，连载在《清议报》上；1903年又翻译了日人中野礼四郎10余万字的《东西洋教育史》。而唐璆呢？1908年2月之前，他具有击椎生那样的阅读和翻译外文的能力和水平吗？唐璆还有何其他译作？他翻译法人的文章也是一时心血来潮吗？对于这些问题，曾文作者是否也应该深入研究，并拿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来呢？

　　第五，经查，1913年7月，击椎生还曾在云南出版的《南针》杂志第二期上发表过《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南针》杂志是云南政见商榷会的会刊，创办于1913年6月。云南政见商榷会则是1913年3月经云南都督蔡锷特批成立的，以云南都督府政务厅长李鸿祥为会长，蔡锷与民政长罗佩金为名誉会长。前述为蔡锷题写“少年别号击椎生”那副挽联的郭燮熙就是该会的总务干事。对于《南针》杂志的创办，蔡锷是极力支持的，曾为之撰写一篇祝词，刊登在该刊第一期上。

　　对于击椎生此文，曾文作者应是知道的，因为曾文作者一开头就以此文严厉教训别人：“不少历史研究者却不假思索，仅依据刘达武这一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记载，就认定击椎生是蔡锷。有的研究者还将以这个名字发表的文章收录于所编蔡锷文集中，如毛注青等人1983年编辑出版的《蔡锷集》，就收录了1913年7月15日击椎生发表在《南针》杂志上的《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口口声声要对历史负责的“曾文”作者竟然在操觚之中把这么重要，以致其一开腔就拿来“说事”的这篇文章忘记得一干二净，在其后文中竟只字未提。更为重要的是，曾文作者在文章中断言其击椎生八九不离十就是唐璆的结论是就“整体事实”得出的，而击椎生如此重要的此文显然没有被包括在曾文所谓的“整体事实”之内！不知“曾文”作者是真的把这篇文章及其作者忘记了，还是发现了什么而故意回避？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曾文作者对待严肃、严谨的历史研究工作如此顾头不顾尾，顾此不顾彼，草率了事，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显而易见，对于解开击椎生的真实身份之谜而言，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任何研究击椎生是谁这个问题的人都不应该放过。因为第一，从文章发表的时间上看，此文是民国成立之后，击椎生首次、也应是最后一次在云南“重现江湖”。其发表的时间不是远在六七年之前1907－1908年，而是离唐璆离滇的时间不到1年，蔡锷此时正在云南任都督期间，因而应是最容易揭开击椎生的真实身份之谜的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第二，从文章的内容看，这篇文章涉及当时社会普遍关注的宪法制定这样重大的问题，因此，对于这样重磅文章作者的真实身份，当时云南政见商榷会及其机关刊物《南针》杂志社的人肯定不会不知道。第三，从文章发表的刊物上看，此文不是发表在1907年远在日本出版的《云南》杂志上，而是发表在1913年7月云南昆明出版的《南针》杂志上，读过此文的人肯定比从《云南》杂志上读过击椎生诗文的人要多得多，知道其作者真实身份的人也肯定不少。第四，从当时蔡锷与唐璆所处的地点和地位看，此时蔡锷正在云南昆明担任军政府都督之职。而唐璆呢？如笔者前面所证，他于1912年9月之后离滇，此刻正在湖南并因组织国事维持会而被国民党宣布“处以死刑”，“几遭不测”。第五，从当时云南人对蔡、唐两人了解的程度看，当时蔡锷是云南都督，知名度肯定很高。而唐璆，如前文所述，自1909年春入滇到1912年9月之后离滇，虽在云南只有2年多的时间，但他在滇期间发表过《滇蜀铁路宜改道滇邕议》和《云南土司问题》等当时在云南影响很大的文章，而且他还很活跃，先后担任过云南宝华锑矿公司总理、都督府参议、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书记干事之职，又兼任过某报纸的主笔，因此在云南也是个知名度不低的人物。既然如此，作为云南政见商榷会总务干事兼编纂员的郭燮熙和云南报界老人的惠我春对在《南针》杂志上发表如此重要政论文章的作者的真实身份不可能不清楚，更不可能在为蔡锷题写的挽联中张冠李戴。而况，当年在日本与唐璆共同发起筹滇协会的爱国志士有40多人，云南有孙志曾、孙光庭、吴琨、顾视高、华封祝、何国钧、姜梅龄等20人。这些人既非常了解唐璆又非常熟悉蔡锷，而且蔡锷逝世前后，大都还健在，并在云南的政府和军队工作。倘若郭燮熙和惠我春为蔡锷题写的挽联果真是张冠李戴，难道他们都会象曾文所说的那样“出于对蔡锷的尊崇和景仰”，听由郭、惠二人篡改历史事实，而不站出来予以指正吗？既然对于这个问题，他们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正，那么也就足以证明郭、惠二人之所言不虚。

　　所以，曾文作者要弄清击椎生是谁，还必须面对这篇文章，并深入研究以下问题：此击椎生“就是筹滇协会的倡议人唐璆”吗？如果此击椎生不是彼击椎生，难道不应该拿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证据，并得出符合史实的结论，以撇清此击椎生与彼击椎生的关系吗？如果此击椎生就是彼击椎生，为了真正对历史负责，难道不应该说明此时远在湖南因组织国事维持会而“几遭不测”的唐璆何以又要以击椎生的笔名辗转向云南《南针》杂志投稿，发表自己的政见的原因吗？难道就不应该研究一下唐璆当时在制宪问题上的观点，是主张主权在民，还是主张主权在国；是主张限制总统权力，还是主张扩大总统权力？是主张省长民选，还是主张省长由中央委任吗？难道不应该进一步拿出唐璆当时在宪法问题上的这些论述和观点与击椎生文章中的相关观点进行“对照”，以证明两者“存在高度的一致性”吗？

　　总之，曾文关于击椎生“八九不离十”就是唐璆的各种理由，都是其一厢情愿，没有一条是能够成立的；其有关“论证”也都是失败的，没有一条是可以站得住脚的；而况在曾文所谓击椎生“八九不离十”就是唐璆的论述中还有大量漏洞的存在。种种事实表明，唐璆与击椎生绝非“八九不离十”，而是“八竿子打不着”。所以，为了真正对蔡锷、唐璆和历史负责，在此文的最后，笔者不妨改用曾文中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论：　

　　在没有出现新的经得起检验的能证明击椎生不是蔡锷的史料之前，我认为仍可认定这个在《云南》和《南针》等报刊上发表诗文的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杰出的民族民主革命家，护国元勋蔡锷将军。《历史研究》《国家人文历史》上刊登或摘录的曾业英先生《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竟张冠李戴，将击椎生误认为唐璆，不能不说是个重大失误，亟应以适当方式予以纠正，以免对蔡锷和唐璆的研究造成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