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集》勘误(2)

　　8.《致徐绍桢林述庆等电（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日）》[1]369。该集此电录自1911年12月3日《申报》，但笔者将两者比对后发现，此电将原文中的代日韵目“文”错抄成“冬”。“文”代十二日，“冬”代二日。当时并未使用公历，因此原文中的“文”代辛亥年十月十二日，即公历1911年12月2日。

　　9-10.《致林述庆电（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日）》《致徐绍桢林述庆等电（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三日）》[1] 369-370。该集此二电录自1911年12月3日上海《民立报》，文中均未见代日韵目，故该集均取其刊登时间，即12月3日，为发电日期，实误。查该日《民立报》在刊登此二电文前有按语曰:“昨日，南京光复之捷电传至上海后，东南各都督在沪军政府临时集议发出各电如下……”故可知此二电的准确时间均应为1911年12月2日。

　　11.《致黄兴陈英士电（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五日）》[1]370。该集此文录自1911年12月8日上海《民立报》，文中未见署名和代日韵目，故将其日期订为1911年12月5日，实误。据笔者查考，同日的《申报》所刊此电后有署名和代日韵目：“教仁。铣”。“铣”代十六日，即阴历十月十六日，公历1911年12月6日。故宋教仁此电实发于1911年12月6日。

　　12.《致<民立报>电（一九一二年三月八日）》[1]379-380。该集此文录自1912年3月11日的上海《民立报》，但将此电末一句抄为“宋教仁叩”，而将该电日期订为“1912年3月8日”，实误。经查对原文，电末一句为“宋教仁。蒸”。“蒸”代10日。因此，该电日期应为1912年3月10日。

　　13.《恳奖刘道一公呈（一九一二年四月十九日）》[1] 386-388。该集此文录自1912年4月19日～20日的上海《民立报》，故将其日期订为1912年4月19日。但据笔者查考，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54号（1912年4月1日）上刊有孙中山于1912年3月27日对此呈的批令，故黄兴、宋教仁此呈应写于1912年3月27日稍前。

　　14.《复孙武书（一九一二年七月四日）》[1]404-407。该集此文录自1912年7月4日的上海《民立报》，书中无抬头。但据笔者查考，1912年7月8～9日的上海《神州日报》连载此书，有抬头曰：“摇清吾兄老同志左右”。孙武，字尧卿，亦署摇清。

　　15.《呈袁总统辞职文（一九一二年七月八日）》[1] 407-408。该集此文录自1912年7月8日的上海《民立报》，但据笔者查考，1912年7月2日的北京《顺天时报》刊登此文，文末署有日期“中华民国元年六月二十九日”。此外，《政府公报》第61号（1912年6月30日）刊有袁世凯1912年6月29日对此呈文的批示。故此文的日期应为1912年6月29日。

　　16.《致北京各报书（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二日）》[1] 408。该集此文录自1912年7月12日的上海《民立报》，但据笔者比对《民立报》上的此文后发现，其漏掉了抬头：“《亚细亚日报》《国民公报》《民视报》《北京时报》《中国报》均鉴”。

　　17.《同盟会本部1912年夏季大会演说辞（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一日）》[1]409-410。该集此文录自《渔父先生雄辩集》，但笔者发现，1912年7月28日的上海《民立报》以《同盟会大会纪事》为题，报道了此次大会及宋教仁的演说。经查，魏宸组在开会时首先报告开会宗旨，接着投票改选总务、财政、政治三部主任干事，然后开始演说，依次是沈佩贞、蔡元培、宋教仁、孙毓筠、景耀月、王正廷、郑毓秀等。其中该文所记宋教仁的演说为：

　　宋君教仁演说，诸君以总务干事相勉，恐将来有负责任。至本党进行方针，要以从建设一方切实进行，并解释“政党”二字，复及民国财政陷于极危险地位，外交边患，可决定现政府无若何措施，必无好结果。今欲补教，其法惟在我有能力之同盟会而已，并应以挽救危局为我同盟会应有之天职斯可。（末复及此次改组内阁等问题与魏君大略同，不重述）。

　　而《渔父先生雄辩集》则将魏宸组在开会时报告中的“唐、蔡、宋、王诸先生与鄙人”一句改为“唐、蔡、王诸先生与鄙人”之后，接在以上宋教仁的演说之后。由此可见，这部分文字并非宋教仁的演说词，应予删除。即宋教仁在此次会议上的演讲，实际上只有上面所录部分。

　　18-20.《关于林务局官制草案致国务院函》《关于渔政厅官制草案致国务院函》《关于垦殖厅等官制草案致国务院函》[1] 410-418。该集此三函录自1912年7月24日出版的《政府公报》第85号。但经查对原件，笔者发现，此三件均为农林部致国务院请其将这三个草案提出国务会议的函，每个草案的文件均由草案提出的缘由（正文）和草案（附件）组成，然而该集均只抄录了文件的附件，即草案，而文件的正文部分却全部未抄录，致使此三函不完整，漏掉了其中的重要部分，导致读者无法知晓制定相关机构官制的理由。

　　21.《致北京各报馆书（约一九一二年九月）》[1] 420。该集此文录自姜泣群编《宋渔父林颂亭书牍》（中华艺文社1913年6月版），因文末未见日期，故将其日期订为“约1912年9月”。但据笔者查考，1912年9月10日的北京《民主报》刊登此文，上海《民立报》于1912年9月16日转载。故此书的准确日期应为1912年9月10日。此外，此书末还漏掉了“敬候著安”一语。

　　22.《辛亥革命周年纪念会演说辞（一九一二年十月十日）》[1] 423。该集此文录自1912年10月17日的上海《民立报》，但北京《民主报》早已于10月12日就刊登此文，故《民立报》上此文系从《民主报》转录。经与原件比对，该集所录此文错漏10余处。如第一句中“承诸君推[鄙人为主席]，鄙人才薄（重任）[任重]”，再如“然当发（始）[始]之初”，“更[会]合四川、福建、安徽、江浙诸省精锐，拟一举{而下}广州”，“同志之（暗）[身]藏（军）[暗]器者”，“诸同志既由虎口（索）[脱]生，遂（各）[有]述所遇”，“能于此船上[各各]相见（而）[得]庆更生者”，等等。

　　23.《在鄂都督府之谈话（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五日）》[1] 426-427。该集此文录自1912年11月6日《长沙日报》，因其文前有“宋渔父先生昨谒黎督”之语，故将其日期订于1912年11月5日。但据笔者查考，此文曾刊于1912年10月26日北京《民主报》，《长沙日报》所刊此文应为从北京《民主报》转录，故其日期可以其首发时间订为1912年10月26日。另经查对原文，此文错漏10余处，如“可见其肺腑[之一斑]”，“（齐）[新]、甘等省从而附和，[苏督]及附和苏督之湘、粤、浙、蜀各省”等。

　　24.《祝<军事月报>文（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1] 427-428。该集此文录自《宋教仁先生文集》（政新书局，1913年4月版），但据笔者查考，此文刊登于《军事月报》创刊号，即第一期，而该期于1912年11月1日出版，故此文日期应订为1912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