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集》勘误(4)

　　1.《致监督星使书（1908年5月30日）》[3] 62-65。该集根据第一封信末所署“五月三十日”而判定其时间为1908年5月30日，应误。查此信中有“又近日北京、上海各报已登载此事(外部致公之电，亦已全录)”之语。如前所述，清政府外务部尚书袁世凯1908年6月18日才致电李家驹，令其资送宋教仁回京，北京《顺天时报》1908年6月21日才刊出此电，故知宋教仁此书末所署之“五月三十日”应系为阴历，公历即为1908年6月28日。

　　2.《谈云南起义（1908年7月25日）》[3] 66。该集编者对此谈话的来源说明如下：“本文原载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６），第129页，题为《清国革命党员宋教仁之谈论》，系译自日本外务省藏档案［440756　明治41年5月28日收到　乙秘第497号］”由此可见，该集所标此谈话日期与其来源所标日期（5月28日收到）明显矛盾。又查，日本外务省藏档案中此件末亦署有时间：“5月28日”，因此宋教仁此谈话的时间应订为1908年5月28日。

　　3.《致李、胡二星使书(1908年10月12日)》[3] 67。该集所收此书录自杨天石《宋教仁佚文钩沉》一文，而杨文又抄自1908年10月12日的新加坡《中兴日报》。但经与原文比对，杨天石所抄此文在“因是且有电欲招致某，谓有面询之要”和“适有来自北京之友人始书劝某”之间，漏掉了“尔时，某固无前去之义”一句。而该集未对校原文，沿袭了杨文中的错误。

　　4.《致林述庆电（1911年11月8日）》[3] 430。该集编者以该电末有代日韵目“齐”，代八日，故将其日期定为1911年11月8日，实误。民国成立之前并未采用公历，因此原文中的“齐”代辛亥年十月八日，换成公历即1911年11月28日。另，文末句为“请严防并电扬州分府邀去”，系从陈旭麓所编《宋教仁集》抄来，其中“邀去”二字令人费解。经笔者查对，原电为“邀击”，意为“拦击，截击”。故陈、郭各编之《宋教仁集》均误。

　　5.《在武昌议和会议上的发言（1911年11月20日）》[3] 431-432。该集所录此文载1911年11月20日《民立报》，系该报记者发回的报道。文中叙述会议情形说：“本月二十二日（按即阴历九月二十二日，公历1911年11月12日），袁世凯派蔡、刘二君来武昌议和，黎督派兵队欢迎，接见于湖北咨议局，各界重要人等均到。礼毕，蔡、刘二君提出质问六条……” 随后，针对刘、蔡所提六条，宋教仁作此发言。可见，宋教仁此发言日期并非1911年11月20日，应为1911年11月12日。而1911年11月20日之日，宋教仁已以湖南都督府代表的身份，在上海参加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议了，不可能在武昌会上发言了。

　　6.《复昌明礼教社函（1912年８月5日）》[3] 495。该集将此函日期订为1912年８月5日，并注曰：“此函发表于1912年８月5日上海《神州日报》，录自杨天石《宋教仁佚文钩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２期。”实误。经查，第一，杨天石《宋教仁佚文钩沉》文中说的是“本函发表于1912年6月5日上海《神州日报》”，并非“1912年８月5日”。第二，杨天石所说的“1912年6月5日上海《神州日报》”上查无此函。第三，此函其实刊登在1912年6月15日上海《神州日报》第6张的“杂录”栏中。因此，此函的日期应订为1912年6月15日。

　　7.《国民党湘支部欢迎会演说辞（1913年１月9日）》[3] 529。该集此件录自1913年1月9日之《长沙日报》，故将其日期订为1913年１月9日，应误。据笔者查考，1913年1月20日北京《民主报》以《湘省欢迎宋钝初》为题报道此次欢迎会：1913年１月8日下午2时，国民党湘支部假教育总会开会欢迎宋教仁，由仇鳌主持，谭延闿致欢迎词，宋教仁发表演说。故宋教仁此演说时间应为1913年１月8日。

　　8.《游麓山吊烈友墓联句（1913年１月21日）》[3] 541。该集此件录自1913年2月1日之《民立报》，并有注云：“1月21日，陈约宋教仁及湖南都督谭延闿等人同游岳麓山吊陈天华、禹之谟墓，并同联此诗。”但据笔者查考，上海《国民》第1卷第2期（1913年6月）上亦刊登此诗，且前有宋教仁的引言曰：“癸丑一月十九与陈汉元游岳麓展烈士墓。烈士墓者陈、姚诸烈友之墓。汉元与禹烈士之谟丙午建议所封也，因与汉元联句吊之。”此引言当为宋教仁本人所撰，其中所谓“癸丑一月十九”应为1913年1月19日。若为阴历，则阳历为2月24日，而此时宋教仁早已离湘，经武汉、上海到达杭州。故此联句的日期应订为1913年１月19日。

　　三

　　历史人物文集是研究集主及相关人物和历史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史料，也是历史研究的重器。历史人物文集倘若“失真”“失实”，必然会导致对历史人物及相关历史研究的“失误”。

　　通过对以上两部《宋教仁集》的勘误，我们不难发现，导致其失误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缺乏与原文、原件、原电的直接校对，而是简单地利用前人已编辑的第二手史料，以致出现以讹传讹的情况；二是搜集面不广，所收文电缺乏互参物，以致未能发现和选用更为完整、更为正确的版本；三是缺乏对史实的考辨，导致所收文电的日期或内容出现错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史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历史人物文集不断涌现，为相关人物和历史的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结合对宋教仁文集的勘误工作实践，笔者认为，新时期历史人物文集的搜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应注意坚持以下四个原则，努力提高历史人物文集的质量。

　　一是要求“全”，即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搜集和编辑历史人物的所有遗著，力求历史人物著作整体和单篇的完整性。

　　二是要求“原”，即查找并录用历史人物著作原文、原件、原电等原始资料，力求历史人物著作的原始性。

　　三是要求“真”，即通过对历史人物著作严谨的考辨，去伪存真，力求历史人物著作的真实性。

　　四是要求“实”，即依据相关史实，合理判定历史人物著作中某些缺失的日期和内容，力求历史人物著作的准确性。

　　总之，搜集、整理和编纂出版历史人物文集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应当应当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努力在求“全”、求“原”、求“真”、求“实”上下功夫，促使历史人物文集更加完备、更为正确、更具权威性，为开创历史研究的新局面提供更多的新的、质量更高的史料。

　　参考文献：

　　[1]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M].北京：中华书局, 1981.

　　[2]病倩.清明日之感念[N].（上海）民立报，1913-04-07.

　　[3]郭汉民编.宋教仁集 [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原载：《湖南民政职院学报》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