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教仁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贡献(3)

　　此文为宋教仁以充沛的革命激情写就，热情地向中国人民介绍了列宁指导下的尼夫阿利亚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的革命运动，虽然仅有1300余字，却蕴含着无穷的力量，对中国革命志士是一种巨大的鼓励。

　　二是《一千九百0五年露国之革命》。这是宋教仁1906年2月10～20日译自东京《日日新闻》上《露国之革命》一文，约9000字，并以“勥斋”为笔名，连载于同年4月和9月发行的《民报》第三、第七号上。这篇译文介绍了俄国1905年的大革命，反映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俄国革命斗争实践的情况。

　　1905年的俄国革命是从彼得堡1月22日(俄历一月九日)事件开始的。1月17日（俄历一月三日),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厂一万多名工人为抗议厂方无理开除四名工人举行大罢工。其他大工厂的工人纷纷响应,到1月21日发展为全市总罢工。22日是星期日，但彼得堡工人及其家属约20万人在这一天冒着风雪，举着圣幡、圣像和沙皇的肖像,前往冬宫向沙皇呈递请愿书，希望尼古拉二世停止战争，并实行8小时工作制,给予民众更多的政治权利，结果遭到沙皇军警的武装镇压，造成了1000多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的惨案，史称“流血星期日”。

　　残酷的镇压，并没有吓倒游行群众,当天晚上,工人们放弃了对沙皇的幻想,在宿舍区构筑街垒，投入反沙皇的斗争。农民也发动暴动，劫据贵族庄园，夺其财产，并要求土地国有。4月，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于在伦敦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主张用武装起义推翻沙皇统治,实现工农民主专政,然后不失时机地把它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五一”劳动节，俄国全国近二百个城市爆发了工人罢工，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政治自由、地方自治、设置议会等。5月末，俄国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七万名工人举行大罢工，波兰的重要工业中心洛兹的工人同沙皇军队进行了三天的巷战。在斗争中，工人们选出自己的代表，建立了俄国最早的工人代表苏维埃。6月14日，黑海舰队“波将金”号铁甲舰水兵爆发起义。

　　1905年秋，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10月初，全国主要铁路线职工宣布总罢工，随即扩展到各大城市，形成了全俄政治总罢工，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商店停业、邮电不通，社会生活陷于停顿，政府机构也大多陷于瘫痪。迫于形势，沙皇于10月30日签署宣言，承认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答应召集立法杜马，但布尔什维克坚持以革命彻底推翻沙皇统治。12月18日,根据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议,莫斯科苏维埃决定举行政治总罢工，随即罢工席卷各大城市，形成了全俄总罢工，23日发展成武装起义，工人筑起街垒，与敌人浴血奋战，继莫斯科起义之后，格鲁吉亚、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的拉脱维亚、西伯利亚的赤塔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先后爆发了起义。沙皇政府调集大批军警前来镇压，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于起义的时间参差不齐，缺乏共同的领导中心和统一的计划，缺乏武装斗争的验，加之孟什维克妥协投降，最后莫斯科苏维埃决定从1月1日起，停止武装斗争，以保存革命力量。

　　尽管如此，轰轰烈烈的1905年俄国革命揭开了帝国主义时代革命风暴的序幕，是列宁主义诞生后的第一次重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沙皇专制制度，动摇了沙皇政府的统治，锻炼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广大劳动人民, 不仅推动了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而且促进了整个亚洲的革命运动，因而被列宁称之为“十月革命总演习”，并指出:“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由此可见，1905年俄国革命的重大意义。

　　宋教仁翻译的《一千九百0五年露国之革命》以革命之端绪、职工之骚扰、民变与军队、农民之暴动、十月之大同盟罢工、递信大臣之跋扈、同盟罢工之压迫、呜呼十月三十日、人民之大胜、人民之新要求、域提伯之政界、危机时之舆论、尔后之大势等13个部分，详细叙述了俄国这场革命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发出了“独裁君主制之不见容于现世界”的欢呼，并在最后预示俄国革命终将推翻沙皇专制统治：

　　域提（即俄内阁总理大臣之域提伯）与自由党之商议全破裂后，域提乃以从前之官僚组织内阁，而政府遂大占反动派势力。其间虽有处处之改革策，皆不满足人民之要求，政府与人民此后遂益反目，而民间之要求益强，至十二月遂有波罗的沿海州之战斗，形势尤恶，诸大市府同盟罢工骚扰不绝，遂于莫斯科见年终之大战云。斯时也，露政府之财政信用亦薄，经济上大见困难，或云将不免为国家之破产云。

　　最后，宋教仁在译后语中指出：

　　露国革命之进行，至今年尚未有已。国民议会虽经召集，帝国宪法虽经发布，然官僚派犹盘踞露帝左右。政府与议会日见冲突，势如水火，至前月露帝遂以强力解散议会。全露人民皆愤慨起反抗，陆海军亦加入革命运动。现露帝犹在蒙尘中，其结果尚未知若何，吾人且拭目以观其后。抑吾有感者，综观露国人民对于政府之方法，总不外革命（此革命专指暴动、暗杀、同盟罢工等之一切以强迫力反抗政府者而言）与要求之二者，其要求所遂之度，则常视革命之度之强弱为准，然常不相应，但得如十与三四之割合而已。今而后，要求之法将无所用于露国，亦未可知耳。然则此二方法之孰轻孰重，孰缓孰急，盖可见矣。世有言政治革命，徒主张要求而谓无事于他方面者，其亦知所反焉否耶?噫!

　　从这段译后语中，我们不难看出，宋教仁通过俄国1905年革命，认识到俄国人民对于政府的“以强迫力反抗政府”的暴力“革命”与以和平“要求”非暴力革命的两种方法中，后者是以前者的“强弱为准”，且只能实现其十分之三四而已，并进而预言后者“将无所用于露国”。换言之，宋教仁认为俄国人民要想全部实现自己的要求，唯一的途径是暴力革命。宋教仁所译此文，不仅以俄国的事例有力地否定了康梁等立宪派所鼓吹的和平“要求”的非暴力革命，而且开启了中国革命以俄为师的端倪。

　　三是《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宋教仁1906年4月8日～17日译自《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上日本社会主义者大杉荣的《社会主义国际简史》一文。宋教仁“以原文篇幅文格稍有不整，略为修改”。该文约13000余字，也以“勥斋”为笔名，发表于同年6月发行的《民报》第五号上。

　　该文主要介绍了国际社会党的起原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召开的历次会议的情况，重点介绍了第二国际前六次代表大会，即1889年巴黎大会、1891年布鲁塞尔大会、1893年苏黎世大会、1896年伦敦大会、1900年巴黎大会和1904年阿姆斯特丹大会的情况。

　　该文的“叙论”部分一开始就指出，“人类共有之世界”，区分“二大阶级”：“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或者“富绅与平民之二种”。前者“独占生产之机关”，后者“以劳力而被其役使”。由于这种区别，“资本与劳力乃生出佣金之一问题，其不平等之极，一若陟天堂，一若居地狱”。对于这一不平等现象，“不有以救之，世界人类其尽为刍狗矣”。同时，“平民非赢弱”，但若对其施加异常之压力，就会像压榨空气一样，势必产生“可恐怖之爆裂弹之原料”。面对财产的盗夺、权利的蹂躏、人格的污辱，平民不可能一直无动于衷。他们的“自觉之声”，用布尔敦（今译蒲鲁东）的话说出：“财产者，赃品也”。这句话代表“平民对于富绅宣战书”，由此拉开了“阶级斗争之幕”。对立的双方：一方是富绅，还有政府、警察、军队、学人、僧侣等为之援助；一方是 “徒蚁集耳，徒高声叫唤耳”的平民。但“平民幸而蚁集，幸而得多数”，“多数者，势力也”，“是即至优强之势力也。其结阵而进战也，可决其必得战利品耳”。

　　接着，该文中引用《共产党宣言》中的结束语作为“叙论”部分结尾：

　　马尔克（今译马克思）Karl Marx之作《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也，其末曰：“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时一切之社会组织而达者，须使权力阶级战栗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又曰：“万国劳动者其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