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教仁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贡献(5)

　　第三回代表大会于1893年8月6～12日在瑞士苏黎世召开。该文描述了此次大会空前的盛况：会前，1889年“集于可能派旗下”的“英国劳动组合之团体”，“乃渐悟前日之误，遂去可能派而再投于马尔克派之故巢”，马尔克派气势遂大振。因而大会会场“悬马尔克半身之肖像，以六国之语言绝叫‘万国劳动者团结万岁’。因革尔士（今译恩格斯）亦提其龙钟之老体，自伦教来会，祝其友马尔克之胜利焉”。该文认为，此次大会之特色是“出席者都凡三百三十八名，内有犹太人社会党团体之代表者，及和兰小学校教员团体之加入者”，大会的内容是接续上次大会而“再提议团结组织之事”，“规定当组织各国社会党团体，及统一社会党之万国本部，且选举各国劳动委员，以联络各国社会党团体间之交通，使无遗憾，认许阶级斗争，使生产之法成为社会的，而以一切之团体及一切之政社属之。其他如速减少劳动为八时间，如极力谋得普通选举权，皆此次大会议事之重要者也”。

　　第四回代表大会于1896年7月27～31日在英国伦敦召开。该文认为，“大会之地所以必择于伦教者，欲使尔来渐近于马尔克派主义之英国劳动团体合同而统一也”。该文还描述，“开会之先，德国之辛格尔、奥地利之阿德莱、英国之爱琳娜・马克思、瑞士之西格等“登坛而握手，会众皆唱革命之歌，以表万国劳动者团结之意”。

　　这次大会的重要决议有:一、凡达于成年者有总选举[权]。二、劳动者自治之权。三、妇人解放。四、当反对殖民政策。五、十六岁以下之少年，当课以义务教育。六、解放大学，使听讲者不纳学金。七、十八岁以下之劳动者，使禁夜业。八、土地国有。九、与小学生徒以午食。十、全废常备军，使以民兵代之。十一、次期大会当手于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开于德国，或一千九百年开于法国。

　　该文还指出，“此次大会尤有注意者，则奖励农民之团结是也。前此各国社会党皆仅注目于工业大会，视农民若无关系与也者，至是始以农民之团结为革命之一大要素。各国遂皆努力运动，而社会党势力自是愈膨胀矣。”

　　第五回代表大会于1900年9月23～27日在法国巴黎召开。该文说，这次大会适值“巴黎开万国大博览会。此固各国人士荟萃之好时机也，社会党乘之，乃开万国社会党大会于巴黎，以谋党势之扩张”。此次大会所议决之事更多，其重要者有:

　　一、万国社会党之团结当使更加强固之方法。二、关于劳动时间与佣金之最低额，设万国的规约。三、劳动者之解放，为社会的阶级而组织平民之团结。四、常备军之全废，万国的平和之建设。五、殖民政策。六、海上劳动者之团结组织。七、普通选举，直接立法。八、与富绅诸党之联合。九、五月一日之示威运动。十、多拉斯特之问题。十一、总同盟罢工。

　　而第一条使万国社会党更加强固之方法，后议决分为四项：

　　(一)设万国社会党中央委员。(二)设万国社会党本部于比国之比悉律市。(三)设万国代议士委员会，使在各国国会中之社会党代议士之政治的行动皆成一致。(四)设万国社会党图书馆及万国社会党记录所。

　　该文还记述了大会告终之日，在伯尔拉希墓地祭奠巴黎暴动殉难者的情形：“各国代表者，皆排列而礼，呼‘社会革命万岁’，礼毕遂散会，呜呼盛矣!”

　　第六回代表大会于1904年8月14～20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据该文介绍，此次会议有两个亮点：一是规模大，“此次大会，世界各国社会党团体所派遣之代议员超于千人[2]以上”；二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经过斗争第一次派出普勒加罗夫（今译普列汉诺夫）和革利吹士克（今译克里切夫斯基）参加国际社会党大会。片山潜也代表日本社会党首次参加参加国际社会党大会。而且普勒加罗夫和片山潜一同当选大会的副会长。

　　该文还介绍了大会的三项内容：

　　（一）反对日俄战争。此次大会召开，适值日俄战争爆发，因此大会开幕时，交战两国的社会党代表普勒加罗夫和片山潜站起来热烈握手，并分别发表演说，显示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对此，该文特别评论道：“此握手也，实世界社会党发达历史之可大书特书者也，且不仅对于世界之同志而已，实对于世界各国之君主、贵族、富豪、绅土及一切之阶级而表示社会运动为世界一致之运动者也。”该文认为，这更加凸显了“社会党之主义，为民胞物与之主义，为太平大同之主义，无国界，无阶级，只以纯粹之人道与天理为要素”的主张。在这个基础和氛围之上，大会通过了日本社会党员提出反对日俄战争的议案，并决议：“各国社会党，当各以其方法反对此战争之蔓延及永续。”

　　（二）社会党中硬软二派的斗争。由于法国社会党员弥尔兰（今译米勒兰）未经法国社会党同意，于1899年6月出任哇尔德克内阁商务大臣，法国社会党中遂分为硬软二派：硬派“主张马尔克以来之强硬政策，排斥一切之调和让步说，纯然取革命的态度”，软派则“主张不妨为多少之让步，与他之急进诸政党提携而组织联合内阁，以渐握政权”。“其后弥尔兰虽因背社会党之主义而除名，而软派之思想则转蔓延于各国焉，一时稳和派、改良派、临机应变派、入阁派等之势力几于无处无之，遂与马尔克派、革命派、非调和派并驾齐驱矣。”但由于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社会党开国内大会，硬派均取得胜利，“于是，万国社会党硬派之势力遂为中中点，而软派者几如疾风扫叶，虽有残存，亦无几许矣”。在此次大会上，硬软二派就弥尔兰入阁事件继续展开争论，经过“数日之舌战”，“硬派之主张终究于大会”，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重大胜利。

　　（三）“一国一党之决议”。会上，“社会党硬派既以大多数而制胜利”之后，又提出一案，“得全会一致赞成而通过之”，并决议向世界宣言：“凡劳动阶级对于资本家制度之斗争，不可不发展其全力，故一国内只可有一致之社会党，犹如一国内只有一层之劳动阶级也。我社会党各国之同志乎，其如为保本党一致之故，而尽全力之义务。”这就是“一国一党之决议”。该文认为，硬软两派的激战，“令人不无遗憾”地感到，“社会党似有内部轧轹之患”，而“一国一党决议”的通过，“仍足以见社会党公德心之圆满而团结力之强固矣。”

　　此外，大会“复议决每年须为八时间劳动之故而为示威运动，每年五月一日之劳动祭日须休业，又预定次期大会一千九百0七年开于德国倭敦伯国之斯土德加德市”。“决议既毕，会众皆拍掌，呼万岁而散会，第六回万国社会党大会遂告终结”。

　　最后，宋教仁在此文的“编者识”中，表达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赞赏和期待：“万国社会主义进行之势方兴未已，故记事亦不得即视此为杀青之期，如近日法国社会党两派已经复合，别生出‘社会主义与爱国心’之一问题，将来次期万国大会必为剧烈之争点。吾人暂搁笔，以拭目候之焉可也。”

　　宋教仁所译《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较早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预示在富绅和平民的斗争中平民必将取得胜利，为全文定下了马克思派必将胜利的基调。同时此文率先向中国读者介绍了第一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简史和第二国际前六次会议的情况以及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主张在西方的传播历史，虽然还不够全面和准确，但客观上以马克思派在与其他各种改良派不断斗争中获得胜利为万国社会党发展的一条主线，宣传了马克思派的政治和经济主张，对于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推动作用。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宋教仁之前，赵必振于1903年所译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一书中和朱执信于1906年1月所著《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中，均提及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并译其中之结束语。赵必振译为：“同盟者望无隐蔽其意见及目的，宣布吾人之公言，以贯彻吾人之目的，惟向现社会之组织，而加以大改革，去治者之阶级，因此共产的革命而自警。然吾人之劳动者，于脱其束缚之外，不敢别有他望，不过结合全世界之劳动者，而成一新社会耳。”朱执信译为：“凡共产主义学者，知隐其目的与意思之事，为不衷而可耻。公言其去社会上一切不平组织而更新之之行为，则其目的，自不久达。于是压制吾辈、轻悔吾辈之众，将于吾之侪勇进焉苦状。于是世界为民平的，而乐恺之声，乃将达于渊泉。噫，来，各地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但相比之下，宋教仁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中对《共产党宣言》结束语的译文更加贴近原文和今译本的意思。况且，对于《共产党宣言》的书名，赵必振和朱执信均译为《共产主义宣言》，而宋教仁则率先采用了《共产党宣言》这一使用至今的汉译书名。

　　三、宋教仁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及意义

　　通过对宋教仁早年译介俄国革命以及第一、第二国际重要会议和活动的文章的考察，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文章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性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勃勃生机和强大的生命力，预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同时也反映出宋教仁早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和意义：

　　第一，具有鲜明的先导性。宋教仁的《尼夫阿利亚之独立》《一千九百0五年露国之革命》二文是《民报》首期介绍俄国革命情况的文章，一经刊出立即引起了革命党人的注意。嗣后，陆续有《俄国革命之日报》《俄国立宪后的情形》《虚无党小史》《旅俄杂记》《俄国革命党与历山三世皇帝书》以及《苏非亚传》等介绍俄国革命的文章和图片在《民报》上面世，使中国人民对于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对于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推动作用。同时，宋教仁所译《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最早向中国读者介绍了第一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简史、第二共产国际前六次期会议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革命党人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发挥了重要的先导作用。稍后，渊实（廖仲恺）翻译了美国人布利斯所著《社会主义史大纲》（一节），并在文前特别提示“我国学界读者”将此文与《万国社会党大会小史》（即宋教仁所译《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对照”阅读。

　　第二，具有较高的时效性。宋教仁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注重把马克思主义最新的成果和最近的实践及时介绍给国人。《尼夫阿利亚之独立》一文就是根据外国相关通讯报道及时撰写的时评，距离事件的发生仅十余天的时间，具有短平快的传播特点。《一千九百0五年露国之革命》所介绍的，也是二三月前俄国发生的革命情况，从得到、阅读到译完这篇近万字的文章，宋教仁也只花了几个晚上的时间。而《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13000余字，但宋教仁从得到、阅读到翻译、整理、修改也就是十来天的时间。这样快的速度，既反映了宋教仁注重时效，急于将其介绍给国人的迫切心情，客观上对于促进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三，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在宋教仁之前，国内就有介绍西方社会主义的文章面世，如1896年9月27日《时务报》第六期上有介绍是年第二国际伦敦会议的短文，此后，李提摩太、梁启超、马君武等人也发表过介绍西方社会主义的文章，但基本上是零星的，也不太系统和全面。赵必振所译《近世社会主义》中也只介绍到第一国际的历史，而宋教仁《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则较为系统和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并通过马克思派与其他各种改良派的斗争，尤其是此文通过对工人经济斗争的介绍较为系统和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本理论及其付诸实施的若干情况，例如两大阶级的划分、革命的目的和要求、缩短劳动时间、保证休息时间、保护童工和女工、限制夜工、监督和改善劳动条件、确定“五一”为劳动者团体大示威运动日、土地国有、义务或免费教育以及设立万国规约，确定“劳动时间与佣金之最低额”，等等。这就为中国读者较为系统和全面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经济学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四，具有重要的针对性。同盟会成立后，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三民主义政纲，但遭到改良派的反对。于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与以康、梁为代表的改良派，分别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围绕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王朝、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等重大问题，展开了一场尖锐的大论战。在这个关键时期，宋教仁关于俄国革命的《尼夫阿利亚之独立》和《一千九百0五年露国之革命》两篇文章正好是对改良派反对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统治论调的有力回击。同时，宋教仁所译《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中介绍的马克思主义派与各种改良派、修正派的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的事实，也极大地提振了中国革命派的信心，因而对于宣传同盟会的三民主义主张，回击改良派的谬论具有十分重要的针对性，从而为革命派在与改良派的论战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并为革命派最后取得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