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捷：辛亥革命中举足轻重的广州商界(3)
辛亥革命网 2011-08-19 00:00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颜亮 查看：
募资创办广东铁路公司也是广州商界与清廷高级官员斗争的结果。粤汉铁路最初被清政府卖给外国人来修，经过张之洞等一批官员的努力，最终付钱将其赎回。但两广总督岑春煊最初的方案是由官督商办，即在地方增加税收，用各种方法筹款，用官股来投资建设铁路。但广东商界不接受这个方案，他们认为这样既不符合他们的利益，而且也害怕清朝官吏在修建铁路时贪污腐败。岑春煊当时勃然大怒，把商界的代表给抓起来了，黄景棠等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了请愿、示威、发通电等一系列活动，宣布不承认岑春煊为粤督，列举了岑春煊“苛捐虐民，扰乱路政”的一系列罪状，称他为广东的“民害”，明确表示，岑春煊如继续留在广东，必然会激起变乱。商人以真名实姓出头公开痛骂在任总督，并向朝廷施加压力要求撤换，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岑春煊见到这个阵势很快妥协，他觉得跟商界较劲下去的话，对自己不利。而商界在这时也很快证明他们能筹到修建铁路所需的股款，显示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组织力量，很快岑春煊也就转而支持铁路商办了。
南都：粤商自治会的一系列举措大多发生在立宪运动时期。那么广东商人在立宪运动期间，有参与到谘议局的事务中吗？
邱捷：在晚清时，其他的省份，像近代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江苏，绅商的关系相对比较融洽，他们因为有一些很有地位的代表人物，比如张謇等人，在商界和谘议局中都很有影响。但广东却不一样，尽管在晚清时，“绅”和“商”已经出现大量的对流，合二为一的人物比比皆是。但一个人究竟是“绅”还是“商”，还是有一个主要身份的。比如说，粤商自治会的会长陈惠普，有一个同知的职衔，算是五品候补官员，级别不算特别低，但是整个社会还是比较注重他“商”的身份。而像在籍翰林江孔殷，有道台的身份，虽然他出身商人家庭，也做生意，但更多人还是把他视为大绅。总的来说，在晚清广东谘议局的选举里面，粤商自治会的代表人物无一当选。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粤商自治会人物即使有绅的地位也比较低。其次，他们在晚清的爱国运动中的表现也让官府和绅界觉得有点过头了，你作为商人动不动就组织集会，一集会就是成千上万人聚会，发表演说和通电，痛骂北京的外务部，从两广总督一直抨击到南海知县、番禺知县，毫不客气。而在官场、大绅士的人都觉得这帮商人风头太劲了，有绅士甚至称粤商自治会为“杀头会”，一再向北京控告。所以，这些有激进思想的商人完全被排斥在谘议局以外。
南都：他们对立宪运动态度是怎样的？有没有因此对其失望？
邱捷：其实这批人，不管是七十二行，广东总商会，还是粤商自治会，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归结为立宪派。在武昌起义以前，广州商界中参加同盟会的人只是凤毛麟角，他们普遍同情立宪运动。不过这也是全世界的惯例，商界人士毕竟是有财产的，你让他们支持暴力革命，打得烽火连天，生意都做不成了，这绝不会是他们优先的选择。
南都：也就是说，立宪运动期间，广东商人在粤商自治会的领导下做了不少事情？
邱捷：是，粤商自治会成立以后，它公布了一个粤商自治会的章程，章程内容远远超越商界利益的范畴，是一个内容广泛的参与地方政治的政纲。地方自治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意是希望以地方自治“助官治之不足”，特别强调“不得抵牾国家之法律”、“不得抗违官府之监督”。但粤商自治会的章程所设想的自治范围实际上是广东全省，所设想的议事会的权力很大，有监督官府之权而不受官府的监督。可见，这个章程远远超出了清政府所能允许的范围，这也体现出了这批商人想在政治上实现自己的理想，用参政、议政的方式争取来一个最大限度的自治权，跟官府平起平坐，甚至要千方百计地摆脱官府的控制。
举足轻重促成和平光复
广州的和平光复，一方面是由革命党人在城外发动民军造成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广州商人在城内发动市民，通过集会、和平示威等办法施加压力，再加上全国的形势变化，最终促使两广总督张鸣岐乖乖交权。
南都：孙中山很早就把广东作为自己的革命根据地，并在这附近举行了各种各样的起义，广东商人对于这些革命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邱捷：虽然孙中山以广东作为革命的根据地，但在革命的早期，积极支持孙中山革命的还是以会党中人为主。商界人士包括侨商，支持孙中山的不是没有，但是不多，尤其是大的商人更不会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孙中山所能发动的侨商商人，只是跟他私人关系比较密切的少数人。在珠三角、香港的商人中，也只是极个别的支持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