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捷：辛亥革命中举足轻重的广州商界(5)

 　   商界刚开始非常支持革命党人，而且对革命表现出很大的热情。革命党人在广东建立政权以后，商界马上就组织捐款、借款，维持了革命政府最初的军费、政费；革命政府发行的没有保证金的钞票，也要商人团体的一致认可才能流通。同盟会掌权的革命政府短时间内站稳了脚跟，与商界在革命高潮期间的支持很有关系。但在革命狂欢的气氛还没有消退时，商界就已经感觉到革命带来的未必都是他们所期望的结果。当时的商界人士更多是从自身眼前利益出发来看问题，希望社会能尽快安定，安心经营发展自己的企业。但革命以后，他们发现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首先是治安问题，革命党人一下子把十几万民军弄到广州，不能保证他们的军饷，更谈不上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再加上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原来的盗匪，他们手中有枪，又是革命功臣，骄横无比，于是就造成社会动荡不安。在民军问题上，商界给革命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经常用很强烈的语言批评广东军政府，批评陈炯明、胡汉民。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人只有把大部分民军解散。对被遣散民军的就业和生计完全没有安排，有时连遣散费都发不够，不少民军又继续去当土匪。结果革命以后，广东，特别是珠三角的土匪反而更多了。这一点让广州商人非常不满———我辛辛苦苦支持共和，结果比清王朝的时候更乱。于是广州商界在1912年初成立了粤商维持公安会与广州商团，当时叫粤省商团，他们想自己建立武装来维护自身利益。

　    南都：粤省商团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久就成立了？

  　  邱捷：对，革命高潮还没有消退，广州商界对革命开始失望。1912年4月底，孙中山回到广州，粤商维持公安会、粤省商团欢迎孙中山，在他们的欢迎辞中既有期望，也有批评的意思。他们表示，广东反正后，经济凋敝、治安混乱，盗贼蜂起，这些一定不是你所希望见到的，但是怎么把广东搞好，我们愿意支持你，但是你得拿出一个好办法来。革命党人当然是希望把广东搞好，也作了很大努力，但问题是革命党人有没有这个能力？最后，他们并不能让商界满意。

　    南都：那是否有材料来比对辛亥前后，广东的商业发展情况呢？

　    邱捷：辛亥革命以后，广州的经济确实有点停滞不前，甚至还比不上革命之前的发展水平。因为革命之后，广东是新旧力量斗争激烈的省份，从1912年到1923年，广东政权更迭了六次，都是通过战争的方式。战乱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具体来说，在清末民初，最能反映广东经济发展的指标是蚕丝出口，晚清到民国基本上都差不多，没有多大的发展。现在有些学者做了很全面的研究，他们对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全国比较大的企业都做了的统计，结果发现广东在辛亥革命以后，新设立的企业在全国不算突出，这与晚清的最后十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晚清最后十年，广东工商业红红火火，使用机器的工厂很多在广东，交通运输业，还有新的公司都在广东，但是到了民国最初十年，广东好像停下来了，新式银行没有几家，广州到了1920年代金融业主要还是清朝延续下来的银号。

　    金融业的发展水平可以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指标。广东当时的金融业远不如江浙，甚至北方都有很多比较现代的银行，但广东没有几家，可见整个广东的经济在辛亥以后的十年发展得不快。比起江浙，比起天津地区，甚至比武汉地区都略逊一筹。

　    南都：社会动荡对商业影响这么大，可能也是广州主要是中小商人有关。

　    邱捷：对，在广东商界尽管总体力量很强，但是在全国有影响的大商人、大企业不多。郑观应和张振勋应该说是在全国有地位的绅商，但是郑观应主要的经济活动在上海那边，张振勋在广东也没有什么投资。广东商人的企业规模都不大，也就经不起折腾，比如说蚕丝在国际市场的价格一浮动，很多丝庄、丝厂就关门，无论经商、办厂，能赚10%就算很不错了，但国际上的丝价有时候的起落不止10%，一旦出现丝价大幅下跌，很多丝业商人就无法维持。所以近代广东那些缫丝厂和丝庄的寿命都不是很长，能长期办下来的几乎没有几间。整个商界都有这么一个情况。从晚清到民国，广东经济都是非常动荡不安的，整个经营环境也是动荡不安，商人都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所以希望国家强大，希望社会稳定，希望共和能给自己带来安定、发展的机遇。

　    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原来期望革命党，但是革命党不行；后来是龙济光来了，更乱，甚至纸币狂跌，商界的境遇比革命党人掌权时更惨。

 　   南都：总结一下广州商界在辛亥前后的一些表现，你会怎样来评价呢？

 　   邱捷：当时广州商界的表现，既有自己的特点，在全国也很有代表性。广州商界的动向反映了商界在民主革命的高潮中对于腐朽专制的清王朝的绝望，在政治上也倒向了共和革命一方。对于辛亥革命在广东的阶段性胜利，商界态度的转向是极为重要的因素，它不仅对清王朝的垮台、共和制度的确立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转变的形式也有重要的影响。广东之所以能和平光复，并让立宪派和旧官僚在新政权完全没有地位，商界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就像广东这么独立的，找不到第二个省了，但是整个中国的商界，包括江浙的和北方省份，也经历过广东商界这么一个心路历程：对革命充满期望，甚至曾给予大力的支持，但是革命成功以后，他们觉得达不到他们的要求，对革命逐渐失望了。所以“二次革命”时，全国的商界基本上不支持革命党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