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捷：辛亥革命中举足轻重的广州商界(4)

 　   南都：他们有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反对？

　    邱捷：对革命一般没有表示强烈反对，但革命党经常发动会党甚至是绿林好汉来从事革命，这批人恰好是商人的死对头。所以在黄花岗起义、保路运动前，对革命党人，广东商界是有很大的隔阂，是很有疑虑的。黄花岗起义，对广东的整个社会，尤其是对商界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当时广东商界也并不仅仅注重眼前的经济利益，他们中的激进分子也很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在黄花岗起义中一批留学生、职业革命党人投身起义，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法庭审讯中，他们的表现把中国的民众都征服了。这时候广州商人们认识到革命党人并非土匪，也不是简单的造反者，他们的道德很高尚的，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且他们很有教养的。孙中山曾说黄花岗起义对人心的转变影响很大，从广州商界思想的变化就看得很清楚。

　    南都：这种转变在广州商界有没有具体的表现呢？

　    邱捷：黄花岗起义之后接着就是保路运动。当时清政府试图推行铁路国有，这严重损害了商界的利益。对清政府提出的收购条件，广州商人非常不满。他们不但集会抗议，而且抵制清政府发行的纸币，几乎要把清王朝的纸币体系冲垮，给社会造成很大的恐慌。因为金融体系的动荡，加上刚发生的黄花岗起义，清政府在广州的统治就已经风雨飘摇了。

 　   南都：几个月后武昌起义就爆发了，11月9日广东“光复”，在这个过程中，广州商界起了怎样的作用？

 　   邱捷：广州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又是革命党人多次举行起义的省份，但武昌起义爆发一个月后，广州才宣布独立。而且独立过程中没有发生过重大战事，立宪派、旧官僚在广州的独立过程中也并没有起很大的作用。造成这个局面，我认为是和广州商界有密切关系的。武昌起义十余天后，广东的官、绅、商都看到了清皇朝的统治岌岌可危。怎样来维护广东的治安，是各方面都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在1911年10月25日，广州各界在西关的文澜书院召集大会，讨论怎么样应付武昌起义带来的变局。当时绅界的江孔殷等人提出一个“滑头自保”的办法：既不接受清王朝镇压革命的命令，又同革命党人保持距离，观望形势，只管保证广东的治安就可以了。对于这个方案，商界人士本应该感到满意才对，因为维持治安，便能好好做生意，但广州商人认为这个方案“断不济事”，他们判断清皇朝的统治一定维持不下去，要求同革命党人联系讨论广东的前途，这时有一部分商界人士已经参加了同盟会，例如粤商自治会的成员谭民三就是同盟会员。

　    南都：那最终的结果是怎样的？

　    邱捷：当时的革命党人也在广东积极活动。10月25日那天刚好当时清朝新任广东将军凤山抵达广州，他在天字码头上岸不久，便被革命党人用炸弹炸死。凤山的死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在整个广东官场弥漫着一种炸弹恐惧症。这时候，商界更认为，再效忠清政府完全行不通，必须找到另一条路。于是他们就撇开官府，自行派人到香港与革命党人联系，商讨该如何光复广州。10月29日，同盟会南方支部部长胡汉民从越南抵达香港，在南方支部统筹下，一方面，实行和平的办法，派人劝说、争取掌握军权的清朝官员李准、龙济光，同商界代表保持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在全省发动民军。十来天时间内，整个广东、尤其珠三角地区民军蜂起，数以十万计的民军纷纷向广州进发。广州商界看到这个情况，认为如果不赶快答应革命党人的要求，明确拥护共和制度，广东很可能会爆发大战，最终玉石俱焚。于是商界通过集会、罢市等办法对官府施加更大压力，在各种场合表达自己拥护共和的态度，他们的态度又影响了其他居民。当时广东的商界对于下层民众有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呢？因为广州城里面大量的工人都是手工业工人，当时的行会很多是东、西家合一的。东家就是商界，处于主导地位的，另外商人团体对于工界、店员也有很大的影响，我看当时的史料，工界和其他下层居民对粤商自治会也很认可的。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晚清的广州，主要是商界在从事慈善事业。当时广州有所谓九善堂，都是商界出钱、商界管理的，它们不仅是一个慈善机构，也是社会舆论的代表，在地方事务有很大发言权，有时甚至可以左右政局。所以，广州的和平光复，一方面是由革命党人在城外，发动民军造成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广州商人在城内发动市民，通过集会、和平示威等办法施加压力，再加上全国的形势变化，让清王朝的官员明白人心已失、大势已去。最终促使两广总督张鸣岐乖乖交权。

　    南都：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广州商界做了不少工作。

 　   邱捷：是的。在清朝官员看来，他们是民心的代表，因为清朝官员可以不重视农民，可以不重视手工业工人，但是他们不能不重视商界，因为财政不能不依靠商界。商界一旦都罢市了，根本没有办法维持广州的日常经济生活，统治秩序就维持不下去了。

 　   执政乏力导致商人失望

　    革命党人没有群众基础，对于商人、工人、农民，没有保护他们利益的系统政策，以为革命成功了，什么都好办了。但成功之后的经济如何恢复、财政怎么解决、军饷何处筹募、治安怎么维持……他们根本没有预案，也找不出什么好办法。

 　   南都：广州和平光复之后，广州商界又为革命做了哪些具体的贡献呢？

 　   邱捷：广州商界当时还没有接受革命党太多的宣传，也未必懂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们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共和了，就能天下太平。但革命党人建立军政府后才知道掌权的难处。用我们现在的观点来说就是革命党人没有群众基础，对于商人、工人、农民，没有保护他们利益的系统政策。当时胡汉民、朱执信他们以为革命成功了，什么都好办了。但成功之后的经济如何恢复发展、财政问题怎么解决、军饷从何处筹募、治安怎么维持……他们根本没有预案，也找不出什么好办法。革命党人没有从政经验，缺乏理论、干部准备，很多政策也过于天真，像革命党曾提出把所有的苛捐杂税都废除，但不收税了，政府怎么运作呢？军费从何而来呢？没有办法，印钞票吧，钞票很好印，印了以后怎么用呢？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