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中华民族” 新的大融合(2)
辛亥革命网 2014-05-30 00:00 来源：长江日报 作者：杨于泽 查看：
访谈
孙中山提出一个“中华民族”
求知：“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如何提出来的？
马戎：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发现清廷虽然在各方面落后腐朽，但是在中国各族精英和民众中仍有相当的权威，中华各族都积极参与了抵御列强侵略的战争。帝国主义侵略者认识到，只靠人数有限的远征军无法征服一个拥有4亿人的文明古国。列强随即努力设法分化瓦解中国并挑动内斗，因此就以中国各群体之间在语言、族源、宗教、传统文化、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差异作为根据，提出汉、满、蒙、回、藏等各群体都应当被称为“民族”（nation），同时向中国人介绍西方“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理论，积极鼓动中华各群体通过“民族自决”来“独立建国”。
与此同时，清末一些有识之士如梁启超也提出构建“中华民族”的号召，认为唯有建立这样一个“国族”才能够凝聚国民、救亡图存，首要任务就是化除国内各族间现有的隔阂并建立国民整体的政治与文化认同。清末政改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即是“化除满汉畛域”。知识分子群体则努力倡导建立作为“中华共同体”的“国族”认同。
由于国内许多人已经跟随帝国主义把汉、满、蒙、回、藏等都称为“民族”，梁启超非常担心狭隘汉人民族主义和“排满”思潮可能对中国带来巨大祸端，因此提出“大、小民族主义”的观点，主张必须“合汉合满合蒙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才能共同救亡图存。梁启超努力用这样的“大民族主义”理念来抵消汉人和各族的“小民族主义”可能对中国带来的危害。
求知：“中华民族”概念正式形成是什么时候，它的内涵是什么呢？
马戎：这个概念开始出现在清末梁启超等人的著述中。1911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就建立在“五族共和”理念的基石之上。孙中山在“就职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他在《三民主义》第一讲中说“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强调“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可见，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已经放弃“驱除鞑虏”的狭隘观念，明确提出应当以“中华民族”作为“民族”单元来建立中国人的“民族国家”。
抗日战争期间，中华各族的爱国主义空前高涨，《义勇军进行曲》唱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939年顾颉刚先生在《益世报》上发表文章，文章题目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建议今后汉满蒙回藏等群体不应改被称为“民族”，只有“中华民族”才应当被称作“民族”。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提出，社会上已习惯使用的“汉民族”、“蒙古民族”、“藏民族”等应被视作中华民族下属的“宗族”或“宗支”。
西部民族关系问题核心是认同问题
今年以来，昆明、北京、乌鲁木齐等地先后发生暴力恐怖袭击事件。一般认为，暴力恐怖袭击跟特定地域、特定民族、特定宗教无关。
据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圣敏课题组跟踪调研，新疆90.6%的维吾尔族群众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有86.3%的维吾尔族群众认为维汉关系正常或比较好。
新疆社会科学院学者马品彦、马合木提等人也承认，近几年暴恐活动的确给民族关系带来极大的危害，尤其是“7·5”事件，更对新疆民族团结造成极为严重的破坏。
马戎教授也在新疆、西藏、内蒙、甘肃、青海等地开展调查，发现在新疆和藏区出现的民族关系问题，其原因有许多和民生问题相关。同样的问题出现在汉族聚居区，群众的不满属于“责任人”或“责任单位”指向，而在少数民族地区，却会出现“民族”指向。
通过比较分析，马戎教授认为，西部出现的民族关系问题最核心的还是一个认同问题，是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问题。当我们把身边不同的人群看作是不同的“民族”群体，平时只强调彼此之间的特性与差异，不讲彼此之间的共性和国家认同，那么渐渐地就会把身边发生的所有矛盾，包括民生问题、治安问题、环境问题以及官员腐败等等统统解读为“民族问题”。
由此，出现了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离心离德。
以跨区域流动淡化民族群居模式
求知：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照搬照抄苏联的结果吗？
马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方面效仿苏联的经验，包括在全国各地效仿苏联组织了“民族识别”，确定中国究竟有多少个“民族”，从而为进一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等各方面的工作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