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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黑反遭新“黑手”

　　陈其尤与蒋介石早年在北伐战争前的粤军中相识，并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20世纪30年代初，以陈济棠为首的西南各省正处于半独立状态。蒋介石以陈其尤与陈济棠有曾在粤军共事的“私人情谊”，在华南有些人事关系”，于1935年委任陈其尤为其驻港私人代表，用以“作和平事业之斡旋”。1937年，陈其尤被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委任为驻香港的特派员。

　　此时的香港正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外采购军火的一个重要场所和通道。负责为国民政府采购军火的人，恰巧是蒋介石手谕亲命的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大少爷孔令侃。在这国难当头之际，孔令侃不顾手上握着的是广大同胞(包括海外侨胞)的血汗钱，在香港打着蒋介石的招牌，疯狂地从一笔笔军火生意中攫取大量回扣，大发“国难财”。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每年购买军火的款额平均高达2亿美元，而当时军火交易的佣金有的竟达到20%-30%。看到此种情景，当时身为致公党中央干事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陈其尤义愤填膺，忍无可忍。1938年初，出于对国人负责和对海外广大爱国侨胞的交代，陈其尤向国民政府揭发孔令侃种种触目惊心的腐败行径，要求国民政府予以严惩。但是，陈其尤没有想到，他的这一揭发非但未能把孔令侃绳之以法，反而因触及到蒋孔家族内幕而获罪于蒋介石，给自己带来无妄之灾。

陈其尤（中）等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致公党代表

　　1938年末，陈其尤接到蒋介石要他到武汉向蒋汇报工作的电报，可是刚到武汉机场，他就被军统特务秘密逮捕，囚于贵州息烽监狱。一夜之间，陈其尤从蒋介石的座上宾沦为阶下囚，反黑幕却遭遇新“黑手”。巨大的变故让陈其尤措手不及，这一事件不仅使早年便以身许国、一次次参加民主革命的陈其尤痛苦不堪，思想经历了极其痛苦的变化，也使陈其尤更加彻底地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本质。

　　后来，陈氏后人在回忆陈其尤时，无不景仰他从不徇私情。称其“正直不阿，两袖清风，从不徇私情，从来都要求亲人自己去奋斗去打拼。他不抽烟不喝酒，注重个人修养，在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陈其尤的四个儿子名字分别叫守仁、守勤、守信、维礼，由此可见陈其尤是一个律己甚严的人。陈其尤因检举蒋孔家族发国难财而入狱，这种正义品质可谓贯穿了他的一生。

　　恢复重建新政党

　　香港沦陷后，致公党总部宣布停止活动。1941年，陈其尤由息烽监狱转到重庆改为软禁，可在市区范围内行动。面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此时的陈其尤报国无门。一天，他在朝天门附近看到一块“黄鼎臣诊所”的标牌，十分惊喜。原来，黄鼎臣是陈其尤在海丰就读时的同班同学。后黄鼎臣赴日本留学，因曾在中国共产党东京特别支部领导下从事抗日救国活动，遭日本警视厅拘留并遣送回国。回国后的黄鼎臣一面挂牌行医，一面继续从事抗日活动。1933年10月，他到澳门行医。当时陈其尤正在香港主持致公党中央工作，曾给予黄鼎臣多方面的支持，两人交往甚密。1940年底黄鼎臣辗转来到重庆开了一家诊所，同时还担任《新华日报》社的医药卫生顾问。重庆街头邂逅，使陈其尤由此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黄的引荐下，陈其尤在重庆见到了《新华日报》社秘书长徐迈进等人。由此，政治上苦于找不到方向的陈其尤，开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认识。此后，陈其尤还秘密与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和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进行了更深入的联系和交流。

　　抗战胜利曙光初现，1944年，中共南方局通过黄鼎臣向陈其尤建议:“中国致公党是华侨爱国力量的一个基础组织，恢复致公党的活动，对海外华侨的爱国行动具有一定的影响”。“致公党应尽快恢复起来并多做工作，以便为战后实现和平民主及复兴祖国的建设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1946年初，陈其尤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控制由重庆到达香港，与坚持在港工作的原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成员陈演生、钟沃梅、严锡煊等会合，并以陈演生的住所为活动地点积极开展工作。在陈其尤的领导下，致公党总部逐渐恢复工作。1946年7月6日，致公党以中央干事会名义，在香港《华商报》刊登《致公党组织概况》启事。《概况》申述了致公党的由来及其演变历史，肯定了中国致公党对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作出的贡献;阐述了中国致公党“一向以实行民族革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职志”;“反对一党专政”。《概况》还指出，总部正在筹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整顿健全党的组织，使党适应潮流与新局势要求的计划。《概况》发表后，迅速得到了中共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支持，以及各地致公党(堂)和海外华侨的热烈拥护，各地组织纷纷成立了“整顿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和整理党务。针对国民党的破坏和干扰，陈其尤顶住压力，立场坚定地指出，中国致公党只有在中共领导下，与国内各民主党派结成一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才能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针对国民党政府先后发动全面内战、召开伪国大以及与美国签订出卖国家主权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一系列涉及国家主权、前途的重大政治事件，陈其尤以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名义发表了一系列政治声明，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主张，有效地扩大了中国致公党在国内外的政治影响。

　　1947年5月1日，中国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的代表有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雷荣珂、钟沃梅、肖重光等四十余人。大会一致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从此，中国致公党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共同奋斗的道路，开创了中国致公党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纪元，使中国致公党真正成为一个新型的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陈其尤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他和当时致公党内的先进分子一起，不仅共同承担了重建致公党的历史重任，把中国致公党从一个为旧民主主义奋斗的政党转变为一个与中国共产党联合奋斗的民主党派，而且秉承和发扬了中国致公党一以贯之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为中国致公党未来的发展选择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正是从这一意义上，陈其尤当之无愧地、也历史地成为了中国致公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948年，远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筹备新政协、共商建国大计，纷纷踏上了到解放区去的征程

　　1948年5月，陈其尤代表中国致公党，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100多人在香港联名通电，响应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拥护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年11月，陈其尤与郭沫若、沙千里、宦乡、曹孟君、许广平、冯裕芳等20多人，在中共地下党的护送下，秘密离开香港到达东北解放区。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全体成员，向毛泽东、周恩来表示要为实现新民主，建设新中国作出贡献。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作为中国致公党的首席代表，陈其尤等分别参加了政协组织大纲等的起草，以及新中国国旗、国徽、国都和纪年方案的审查等工作，为新中国的筹建作出了贡献。

　　致力为公新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致公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陈其尤作为中国致公党第四至六届中央主席，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常委，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以及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风雨同舟。

　　建国初期，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以无比兴奋的心情欢呼新中国的诞生，面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陈其尤号召海内外同胞“同心一德，热诚地坚强地支持人民政府”，领导广大致公党员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动员香港同胞踊跃认购胜利折实公债，支持国家建设。陈其尤还呼吁在土改中照顾华侨，“不特国内的千百万侨眷为之安慰感谢，就是千万里之外长期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外华侨亦为之感奋”，“华侨多年受双重的压迫，更应认识到以生产来建设祖国，是为国家，为人民，也是为自己”。

　　在1957年纪念中国致公党“三大”召开10周年之际，陈其尤满怀热情地亲自撰写了《伟大变化的十年间》一文，对新中国建立以后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欢欣鼓舞。陈其尤在文章中还谈到，“应该承认，中国共产党这些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做了许多工作，成绩巨大，举世同钦，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党派能得到如中国共产党今天这样高的政治威信。”“毛主席所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切合中国历史发展情况的英明之举。”“我们必须互相策励，加强团结，力求进步，联系群众，做好工作。我们既然在过去十年勤勤恳恳地作出了一些成绩，今后更应发挥这种精神，为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贡献出我们最好的劳动。”后来，虽然陈其尤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但他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一根本路线始终没有动摇过。

　　1970年12月，陈其尤在北京病逝。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陈其尤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也是为民主革命奋斗的一生。他的一生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热爱祖国、致力为公、追求真理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是后人应继承和发扬的一笔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