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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于当年鲁迅的弃医从文，胡适弃农从文的决定，对于胡适的人生道路与思想发展变化的影响也是根本性的，而细究起来，这一重大的人生转折，主要源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事件）的直接或间接诱导。

　　胡适（1891-1962）无疑是经历过辛亥革命（1902-1912）历史时期的，辛亥革命对他人生道路的影响，也不可谓不大。就胡适和辛亥革命的关系而言，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关注。

　　早年与革命党人的交往

　　胡适就读地处吴淞的上海中国公学期间（1906-1910），由于该校实际上由当时的革命党人（同盟会员）所创办并控制，该校师生中有不少革命党骨干成员（如于右任、马君武、但懋辛等）频繁地进行各种革命活动，校内还公开传阅革命派刊物《民报》，而胡适平时与这些进步师生的关系又十分密切，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革命党人的活动。有关细节，胡适后来谈起来记忆犹新。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写道：

　　有一晚十点钟的时候，我快睡了，但君来找我，说：有个女学生从日本回国，替朋友带了一只手提小皮箱，江海关上要检查，她说没有钥匙，海关上不放行。但君因为我可以说几句英国话，要我到海关上去办交涉。我知道箱子里是危险的违禁品，就跟了他到海关码头，这时候已过十一点钟，谁都不在了。我们只好怏怏回去。

　　文中的但君，即革命党人但懋辛。《四十自述》还说：“二十年后，但懋辛先生才告诉我，当时校里的同盟会员曾商量过，大家都认为我将来可以做学问，他们要爱护我，所以不劝我参加革命的事。”

　　另外，胡适当时还参与编辑（甚至实际主编）《竞业旬报》，该刊名义上为该校学生社团“竞业学会”的会刊，实质上是一份具有明显革命宣传意图与实际内容的公开出版物，所以国民党的史学家明确地称胡适为“民国前革命报人”的代表人物之一。（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

　　胡适当时涉足辛亥革命的活动，并非是被动卷入，而是有相当的思想基础。这是因为，胡适入读中国公学之前一年（1905），即革命思潮在全国范围内刚兴起不久，他不仅如饥似渴地偷偷捧读了邹容著《革命军》，甚至作了全文抄写；与之相适应的一个举动是，胡适因对当时的清廷上海道袁海观袒护杀害中国老百姓的凶手（一名沙俄水兵）的做法严重不满，他除了坚决拒绝学校当局推荐的由上海道衙门主持的考试，还和两名同学一起写匿名信给袁海观，对其严词斥责。这一做法的指归及其政治性质，显然与前几年由激进的留日学生发起的“拒俄运动”近似。

　　由此可以认为，后来国民党政府以蒋介石为首的“党国要员”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胡适表现了亲近、尊重和宽容的态度，究其根本原因，正在于胡适早在同盟会成立前后就在一度上参与了辛亥革命的活动，大致属于国民革命的“元老”级人物。如果胡适没有这一历史政治资本，上世纪20年代末，当他在“人权与约法”问题上首次与国民党政权发生尖锐冲突的时候，就不可能化险为夷。

　　辛亥革命与胡适的弃农从文

　　在胡适的人生道路上，有几次重大的转折。其中的一次是：1912年初，正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的胡适，毅然决定由农科（农学院）转为文科（文学院）。

　　1910年，胡适入康乃尔大学读农科，因农科不收学费，由此可节省若干公费以赡养在家乡的寡母，以致有意压抑了本人的学科兴趣爱好与专长。而武昌首义发生，尤其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当时的美国民众对于发生了重大事变的古老中国一时发生浓厚兴趣，纷纷邀请留美的中国学生演讲，为他们介绍有关中国的各方面情况（尤其是“中国革命和共和政府”问题）。在这一背景下，经同学介绍，擅长演讲的胡适成了当地美国人争相邀请的演讲者。而胡适为了保证演讲的质量与水平，不得不花相当时间与精力研究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史，尤其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情况（包括一些著名的革命党人的生平思想等）。随着胡适的演讲活动的成功，他本人对中国文学兴趣复振，由此，即由农学院转入文学院。

　　转入文学院后，胡适主修哲学，又以政治、经济、文学为副修科目，正是这样的专业背景和知识结构，又使得他稍后接触与接受了实验主义哲学，以致进一步升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专攻实验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