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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于当年鲁迅的弃医从文，这一弃农从文的决定，对于胡适的人生道路与思想发展变化的影响也是根本性的，而细究起来，这一重大的人生转折，主要源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事件）的直接或间接诱导。胡适当年虽然可能并不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在思想感情上却已一定程度地把辛亥革命与自己的人生联系在一起，并表示愿意以自己的方式为之服务。胡适《尝试集》的《文学篇——别叔永、杏佛、覲庄》中，坦陈了学成归国前夜的心情：

　　故国方新造，纷争久未定。学以济时艰，要与时相应。文章盛世事，今日何消问？

　　至于胡适晚年作“口述自传”的时候，才相当明确地回忆指出：“使我改行的另一原因便是辛亥革命”。这一点，更是表明胡适在实际上完全承认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对于自己的人生道路所带来的深刻影响。

　　对辛亥革命的基本认识与评价

　　台湾“中央研究院”同人曾评论胡适“最看重中国近代的革命与进步”，而这一点正是主要指胡适对于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有着明确认识与高度评价，即胡适始终强调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尤其强调辛亥革命所带来的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史的发展环境的重大变化。胡适在谈到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政治原因”问题时说：

　　满清帝室的颠覆，专制政治的根本推翻，中华民国的成立（1911-12）。

　　中国政治大革命虽然不算大成功，然而它是后来种种革新事业的总出发点，因为那个顽固腐败势力的大本营若不颠覆，一切新人物与新思想都不容易出头。戊戌（1898）的百日维新，当不起一个顽固老太婆的一道谕旨，就全盘推翻了。——我们若在满清时代主张打倒古文，采取白话文，只需一位御史的弹本就可以封报馆捉拿人了。——当我们在民国时代提倡白话文的时候，——幸而帝制推倒以后，顽固的势力已不能集中作威福了，白话文运动虽然时时受点障害，究竟还不到“烟消灰灭”的地步。这是我们不能不归功到政治革命的先烈的。（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这里强调辛亥革命为此后中国社会的“种种革新事业的总出发点”，乃是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的最准确最到位的评价。

　　对梁启超与孙中山的历史地位的评价

　　这是与如何认识与评价辛亥革命相关联的大问题。1912年秋，闻讯梁启超经过多年的政治流亡后随着帝制被推翻而得以归国的消息后，胡适写下了这样一篇日记：

　　阅《时报》，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应该说，梁启超自1898年被迫流亡海外之后，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等，从鼓吹“开启民智”到倡导“新民”，坚持对广大国民进行思想文化的启蒙，即大量灌输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进步的思想文化观念，由此切实地引导了广大中国人民（通过留学生-知识青年）的政治觉醒，为他们勇于投身民族救亡运动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这是梁启超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下的最大历史功绩，而他所做的这“广泛思想启蒙工作”又是为当时一般性的号召“排满革命”的革命党人所“忽视”的。（李泽厚：《梁启超王国维简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从这一意义上，胡适强调梁启超为辛亥革命的“第一大功臣”，大体是合乎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