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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段话多少也涉及到了对辛亥革命的另一角度的总认识问题。在笔者看来，在1902-1903年的“拒俄运动”高潮中成立的激进（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曾提出以“鼓吹、暗杀、起义”为三大行动纲领。（参见《东京军国民教育会》，冯自由著《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事实上，在以“拒俄运动”为启端的“辛亥革命”全过程中，各地各团体的革命活动在内容形式上均围绕这三方面，但就“鼓吹”一端而言，虽然梁启超并不强调“流血的革命”之类，但他所鼓吹的“民族主义”、“新民”主张，以及“自由”、“民主”之类，却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思想政治命题，比之革命党人单纯宣传的“排满革命”之类，显然更深刻，任何激进的人们完全可以从中推演出更激进的政治主张及其相应的方法途径。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胡适之所以特别肯定梁启超在辛亥革命期间的“鼓吹”工作的价值，乃是看到了辛亥革命形态的本身的复杂性和多层次现象。如此分析问题与认识问题，当是值得理解的。

　　胡适一生对孙中山有多次评价，相对说来最郑重的一次，是抗战时期在海外的一次专题演讲，他不仅明确肯定了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进而还深刻指出了孙中山的历史贡献在抗战时期所仍然发生的重大的现实政治意义：

　　孙博士对中国民族主义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的个人领导中所蕴含着的巨大活力和力量。这使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重新复苏并成为不可抵抗的动力。首先反对满清的异族统治，继而反对外国对中国的占领。他亲眼见到了满清统治的被推翻，但历史无疑将充分肯定他在新民族主义运动中的作用，这一运动使中国的政治统一成为可能，能持久抵抗日本的侵略并取得最后顺利。（胡适：《孙逸仙》，见《胡适全集》。这里所说的“政治统一”系指当时国共两党组成的民族统一战线，合作抗日。）

　　欲求胡适对于孙中山的整体的历史评价，当以此为主要依据，而不必过于拘泥其早年日记中的出自一个特定视角那段话。何况，个人的思想观点往往是发展变化的，胡适也是如此。

　　关于胡适的革命观

　　众所周知，胡适是坚定的政治改良主义者，总的说来，他是不赞成“社会革命论”的。既然如此，他又为什么能够充分肯定以暴力革命为基本手段的辛亥革命呢？

　　在笔者看来，这里有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胡适有自己的政治逻辑。胡适对于革命与改良的关系问题，持如下基本的立场：“政府不许爱共和之士以和平手段改造国家，而夺其言论出版之自由，绝其生路，逐之国门之外，则舍激烈手段外，别无他道。党禁一日不开，国民自由一日不复，政府手段一日不改，则革命终不能免。政府今日幡然而悟犹未为晚，否则政府自取败亡耳。”（《所谓爱国协约》，见《胡适全集》）不难理解，根据胡适这样的逻辑思路，如果爱国者志在“以和平手段改造国家”，而昏庸的执政当局非但不容许反而对之百般阻扰压制（包括采取政治高压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救国心切的爱国者改而走暴力革命之路，乃是势所必然，是可以理解、理应支持的；因为这对革命者来说是“逼上梁山”，而对执政当局而言，则是咎由自取，自食恶果。一部近代中国革命史正是反复作如此证明：本来，康梁发动“戊戌维新”运动也不过追求自上而下的和平改良，但为满清当局的封建顽固派所不容（以致有“戊戌政变”），于是紧接着国内就有革命思潮的生成，以谋更激进的社会革命；即使是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在从事社会政治活动之初，何尝不是寄希望于和平改良，为此曾郑重其事满怀希望地上书李鸿章陈述改良之策？惟其遭到冷遇，才退而寻求“毕社会革命政治革命于一役”的革命途径。显然，胡适的上述政治逻辑，实际上是承认并强调辛亥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政治上的合理性。这表明，整体上作为政治改良主义思想家的胡适，惟其有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追求进步、主持正义的思想底蕴，才会由衷地肯定某些具有革命性质的历史活动。

　　其次，胡适也有实验主义的理论依据。在辛亥革命十周年（1921）的某夜，胡适曾写了他平生所写的最激烈的一首诗，深切悼念在辛亥革命运动中因从事暗杀活动而不幸遇难的四位烈士：

　　他们是谁/三个失败的英雄，一个成功的好汉！/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

　　值得注意的是，诗中的另一节还写道：“他们不能咬文嚼字，他们不肯痛哭流涕，他们更不屑长吁短叹！”联系到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的一段话：“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可以认定，胡适这里依据实验主义的理论，强调的是：凡立志改革的爱国者，理应投身实际的改革（革命）活动而不尚空谈，不能以终日痛哭流涕地吟诵“哀国之将亡”的诗篇为满足。

　　所谓实验主义的理论依据还有另一点：根据胡适的理解，“实验主义教训我们：一切学理都只是一种假设，必须要证实了，然后可算是真理。”（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据此胡适又承认任何“政治实验”的正当性，如他甚至还一度表示：“我们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即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权利”，因为如此的“政治试验”与“美国试验委员会制与经理制的城市政府有同样的正当。这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胡适：《欧游道中寄书》，《胡适全集》）无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胡适才认为辛亥革命作为一种对某一救国主张（思想学理，如民族主义之类）的付诸实践的运动，乃是完全值得肯定的。

　　总的说来，唯其有上述的理论支撑，整体上作为政治改良主义思想家的胡适，除了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或一定范围里肯定历史上的某些革命运动，甚至也不妨碍他在特定的场合说出一些非常激烈的话语，如由于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实在太失望了，在纪念辛亥革命十周年前夜，胡适曾写一诗，借辛亥先烈之魂的口吻说：

　　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

　　由此看起来，对于胡适这个改良主义者的言论也需要作具体分析，不应以“先入的成见”出发而一概否定。思想的问题往往是复杂的，简单的定性分析难免失之偏颇。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