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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戊戌变法运动是康有为等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和发动的。康有为等在戊戌变法时期所制成的一整套理论体系，属于改良主义性质。

　　康有为等希望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为此，他们反对封建顽固派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说是“朝夕之晷，无刻不变”，“故天惟能变通而后万物成焉”，“至变者莫如天”。既然“天地不变且不能久，而况于人”（康有为：《变则通，通则久论》，光绪二十一年朝考卷，见《南海先生四上书记》，上海时务报馆石印本。），那就只有变法维新，才能挽救危亡，“更新百度”。

　　康有为等也反对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而不能“变其甲不变其乙，举其一而遗其一”，那种“枝枝节节”的改革，只是“变事”，不是变法。主张“择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要求改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梁启超也指出变法不是重弹洋务派“富国强兵”的滥调，而是需知本原，变法的“本原”是“变动科举”和“工艺专利”。前者旨在摧毁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封建科举制度，后者要求给予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一些条件，他们要变封建的中国为资本主义的中国。

　　康有为等对顽固派、洋务派的反对，即反对地主买办阶级主张走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道路。同时，他们也反对农民和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康有为在著名的《公车上书》中，除历言帝国主义侵略日急，“瓜分豆剖”，民族危机外，又说：“民日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伏莽遍于山泽，教民遍于腹省，各地会党，发作待时，加以贿赂昏行，暴行于上，胥吏官差，蹙乱于下，乱机遍伏，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他担心“金田之役，将复起矣”，对农民革命是反对的。对正将兴起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也图防范。他们要求的是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而不是民主共和政体。

　　以康、梁为代表认为通过改良，可使中国富强，制造了一整套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愿望和具有中国当时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思想的理论体系，我们称之为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称这种政治派别为资产阶级改良派，以区别于稍后兴起的（当时已经出现的）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应该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只要看，康有为等为变法维新提供的理论根据，是利用儒家今文经学的旧形式来“托古改制”。这在儒家思想笼罩、“积习深矣”的形势下，在用“祖宗之法”来压人，用孔子之经来骗人的情况中，确曾起过一种打破迷信，解放思想的启蒙作用。但他们要进行资产阶级性的改革，捧出的仍是封建时代的圣人，只是把孔子乔装打扮，“托古改制”。要改封建之制，却又“托”封建之“古”，仍旧想从儒家经籍中找出变法的依附，想借孔子的亡灵给他们以帮助。以便使迷信孔子的人，信奉改良派改装了的孔子的“神”；想使迷恋经书的人，咀嚼改良派揭橥的“微言大义”。以便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历史的新场面。那么，康有为等改良派主张向西方学习，又不能摆脱封建的束缚；要改变封建的中国为资本主义的中国，又和封建势力有联系。他对封建卫道者的借孔子以维护封建秩序极为不满，又想依援孔子儒经推行他的维新大业。从而塑造出“维新改制”的孔子，以对抗“述而不作”的孔子。要的是新制，用的还是旧经。这样，就注定了他“救中国”的办法，不是采取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办法，而是采取在不根本动摇封建专制制度基础上进行政治改革的改良办法，演成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反映了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从他们的组织形式来说，虽然有强学会、保国会一类组织，对争取团结一部分地主、官僚出身的知识分子和促使光绪皇帝对变法的赞助，起过一些作用。但是没有坚强的领导，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原则，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因此它只能是一个成份复杂、组织松懈的政治团体，不能起到应有的领导和组织作用。

　　以强学会为例，它是中国资产阶级早年的政治团体，康有为等改良派打着“变法图强”的旗号，要求挽救民族危亡，从而“开风气”、“广人才”，筹设学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们的“开风气”，主要是利用报刊，进行文字宣传；“广人才”，又主要是联络官僚士大夫。这样，他们所“合”的“群”，也就局限在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僚中间，而远远地脱离了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