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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在伦敦期间，曾积极地开展了外交活动。他曾过美人咸马里与四国银行团商谈停止对清朝政府的贷款；又委托维加炮厂经理向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进行交涉，向英国政府提出止绝对清朝政府的一切贷款，制止日本援助清政府，和取消各处英属政府的放逐令以便他取道回国的三项要求。英国政府对这三项要求口头上表示同意，实际上不过是予以应付。孙中山还向四国银行团提出向中国革命政府贷款的建议，但得到的答复是，需待革命政府正式成立之后，始可就这一问题进行磋商。

　　孙中山在英国进行了上述外交活动后，感到“个人所能尽义务已尽于此矣”，乃于十一月中旬自伦敦取道巴黎归国。胡汉民在《自传》中说，当孙中山到达英国的时候，吴敬恒等听说袁世凯已经出统清朝政府的军、政后，认为袁世凯“不易与”，曾请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谓“能倒戈为汉灭清，当推袁为民国总统”。胡汉民还说，“其实袁尔时已决计居清廷与革命军之间，收渔人之利，不待此电，始启发其野心矣。”（见《胡汉民自传》中的《袁世凯之阴谋》一节）我们没有找到孙中山在英国发给袁世凯的这份电报，但找到了孙中山从巴黎致民国军政府盼速定总统的电报。这份电报说，“《民立报》转民国军政府鉴：文已循途东归，自美徂欧，皆密晤要人，中立之约甚固。……今闻已有上海会议之组织，欣悉总统自当选定黎君，闻黎有拥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文临行叩发。”（《总理全书》《文电》，五页）

　　上述电报，说明孙中山在归国之前，认为只要能“早巩固国基”，即“建立民国”，他是赞成让黎元洪或袁世凯做“民国总统”的；说明他对清朝的汉族大官僚存在着幻想，对革命党人要搞革命建设，必须掌握政权，缺乏应有的认识。孙中山在认识上的这种弱点，是与他把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斗争，停留在反满和政权形式的更易上，没有把汉族的军阀、官僚、豪绅、地主当做革命的对象，甚至还有害地把他们当作可以争取的同盟者，分不开的。既然孙中山在归国之前，就有这种思想，并公开宣布过黎元洪、袁世凯都可以作为“民国总统”的人选，那末，就不难理解，当他后来为客观形势所迫时，就能把大总统的位置让与袁世凯，自己去搞铁路建设了。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孙中山归国途经香港，胡汉民、廖仲恺等乘兵舰到香港迎接。他与胡、廖等人曾对当时的国内形势与应采取的方针，从晨至晚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胡汉民认为清朝政府已人心尽去，所依赖的不过袁世凯的数万兵力。袁世凯“实叵测，持两端”，不可信。他主张孙中山先到广州，以广东为根据地，整训军队，然后举兵北伐。理由是沪、鄂两地军政府之间有分歧，且各自内部纠纷甚多，孙中山如去沪、宁，必被推戴为大总统，但无兵可用，且号令难行，将无所作为。袁世凯虽有北洋军数万，但如向革命进攻，“两三月内，未能摧破东南，而吾军已济”，然后可以“实力廓清强敌，乃真成南北统一之局”。孙中山不同意胡汉民要他留在广州的建议，坚持前往沪、宁，主持内外大计。他说：“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领属望，至此其谓我何？”“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决非他人所能任，子宜从我即行。”（《胡汉民自传》，五四页）在孙中山的坚持下，胡汉民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委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并让廖仲恺返广州布置一切，然后跟随孙中山同船赴沪。行前，孙中山对于组织中央政府流露出过于乐观的情绪，说：“现在各国政府士大夫，均望文速归，组织中央政府。此事一成，财政外交皆有头绪。此外问题，亦因之迎刃而解。”（《总理全书》《函札》上册，二八四页）可是，即将来临的现实，却完全不是孙中山所期望的。

　　二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在经历了十六年的海外生活和艰苦斗争之后，回到上海。在他到达前，许多报纸都宣传他带有大批款项并购买了军舰回国。因此，甫经上岸，许多记者都纷纷询问他：“您这次带了多少钱来？”孙中山回答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