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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的海外归来，使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声势大振。同盟会在上海的上层领导人立即酝酿选举孙中山出来组织政府。十二月二十六日，“假哈同花园公宴总理。席次，克强、英士、钝初密商举总理为大总统，分途向代表示意，计已定。马君武公言于民立报，唤起舆论。晚间复集总理寓所，会商政府组织方案。”（居正：《辛亥札记·梅川日记》合刊）

　　可是，这时的形势，表面上革命派虽是“三分天下有其二”，　实际上却已对革命甚为不利。在孙中山到达上海前的一个星期，十二月十八日，南北议和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正式开始。这次议和是在帝国主义分子、袁世凯和立宪派共同策划下的产物。武昌起义后的第四天，即十月十四日，清廷即在帝国主义列强驻北京公使团的授意下，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接着，帝国主义又与袁世凯互相配合，迫使清廷再三向袁世凯让步，终于在十一月二日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向他交出一切军政大权。袁世凯出山后，帝国主义的中心策略就是和他勾结起来，加紧进行“和谈”阴谋，蓄意通过“议和”的途径来迫使革命党人妥协。与此同时，十月十五日，江浙地区以张謇、赵凤昌等人为代表的立宪派也开始了他们商讨时局前途应付方法的“惜阴堂策划”。即：一方面让“拥有实力地位的袁世凯去劝清廷”，迫使清帝逊位，以顺应一致要求共和的“全国人心”；一方面则压迫革命党人交出政治权力，由袁世凯当共和政府的大总统。在帝国主义与袁世凯之间、袁世凯与立宪派之间，进行了暗中策划之后，十月底与十一月初，袁世凯曾数次派人向武昌方面试探“和谈”。十一月二十六日，袁世凯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密商，决定由英国驻汉口的总领事葛福出面，采用非正式的口头传话方式，向刚到汉口筹划组织临时政府的各省都督府代表提出：停战、清帝退位、选举袁世凯为总统的三项议和条件。二十七日，北洋军队攻陷汉阳后，袁立即下令停止进攻，以便利用这个表面上的一时“胜利”，来压革命党人接受和谈。（黄炎培：《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辛亥革命回忆录》〔一〕）

　　袁世凯这种软硬兼施的反革命手法，果然把软弱的革命党人诱进了他所布置的圈套。在汉口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在立宪派的策动和部分革命党人的赞同下，竟作出了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决议。“各代表讨论之结果，又征求黎元洪、程德全、黄兴等人意见，均认为可行。南北议和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开始的。”（张国淦：《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争》，《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五年第四期）

　　十二月十八日，南北议和（南方以伍廷芳为代表、清廷以唐绍仪为代表）在上海正式开始后，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迫使南方革命势力与袁世凯妥协。十二月二十日，南北议和代表举行第二次会议时，驻上海的美、俄、法、德、日、意等六国总领事向双方代表提出照会，要他们“尽速成立和解，停止现行冲突”。这项照会，表面上似乎“不偏不倚”，其矛头却是针对南方革命势力的。在帝国主义列强公开干涉的同时，张謇、赵凤昌等立宪派分子继续进行着紧张的幕后活动。他们一直与袁世凯暗通声气，在南方极力散布对袁世凯的幻想，制造妥协空气。这时，实际上已为袁世凯收买、随唐绍仪南下、充当南方议和代表参赞的汪精卫，也在革命党人中间公开为袁制造舆论，“总是说袁世凯在北方如何帮助革命，收拾大局非袁莫属等等。”（马凌甫：《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亲历记》，江苏省、南京市《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在上海的同盟会其他领导人黄兴、陈英士、宋教仁等，在立宪派人的拉拢、影响下，也早就力主和议。这样，孙中山归国后看到的并不是他所向往的“各省同德同心，协同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主义之目的，指日可达”，而是首先碰到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与袁世凯妥协，来换取清帝的退位与南北的和平“统一”，还是反对妥协，举兵北伐，用武力来实现统一？

　　孙中山当时害怕如果南方的革命力量与袁世凯的反革命武装长期相持不下可能会引起列强的干涉；希望尽早结束战争，既免引起列强的干涉，又可减少战争带来的损失与痛苦；他对于袁世凯存在着幻想，认为“贼（袁世凯）本汉族，人情必思宗国，而总统复非万世之比，俯与迁就，冀其自新。”（《讨袁檄文》，《总理全书》之六，二九页）因此，他主观上并不反对通过议和，利用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来达到“建立民国”这一目标。正因为他存在着上述思想，“而各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时，就曾决定请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表示如果袁世凯承认共和，孙中山当即辞职。孙中山这时很难改变这种形势。”（黎照寰等：《对于〈孙中山辛亥南北议和时的口头两个指示〉一文的质疑》，《广东文史资料》第十九期）所以，当他到达上海后的第五天，即十二月二十九日，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就致电袁世凯说：对于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表示准备对袁世凯妥协。

　　但不久之后，孙中山的政治态度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在他归国之前，由于存在着上述思想，再加上他久居海外，对国内复杂的局势不了解，因而表示愿在清帝退位后即选袁世凯为大总统。但到回国以后，经过舆论界对袁世凯反革命野心的揭露，袁世凯的阴险狡诈伎俩从反面对他的教育，以及革命内部反妥协的力量对他的影响，使他开始有所警惕，从赞成妥协，转变为“不愿妥协”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十一月十日）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时报》就发表了名为《袁世凯之隐衷》的时评一则，指出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的种种阴谋活动，“推其心，殆欲将万世一系之专制君主易为袁姓而始快意者也。”并揭露袁的反革命历史说：“以袁氏生平之历史，对于满清，唯知弄权植势；于属吏，则专以贪黩不识字之流为爪牙；至于民事，则除却捕党人，遏民气，□财肥己而外无所能云。”（转引自白蕉编著：《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更重要的是革命党人内部，特别是中下层的革命党人，强烈地反对与袁世凯妥协，不能不给孙中山以很大的影响。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的第十九天，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九日，《时报》上刊登了光复军总司令兼吴淞军政分府都督李燮和为反对妥协上孙中山的一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很值得一读：

　　“（上略）一月以来，最足为失机误事之尤者，莫如议和一事。夫和有何可议者，民主君主，两言而决耳，岂有调停之余地；战亦何可议者，北伐北伐，闻之耳熟矣，卒无事实之进行。坐是抢攘月余，势成坐困，老师匮财，攘权夺利，凡种种不良之现象，皆缘是以生。若天下之大局不定，河山之歌舞依然，我恐洪氏末年之覆辙，将于今日复蹈之也。夫袁氏之不足恃，岂待今日而后知之？溯彼一生之历史，不过一反复无常之小人耳。甲午中东之役，戊戌之政变，庚子之拳乱，合之此次之事变，凡国中经一次之扰乱者，即于彼增加一绝大之势力。彼盖乘时窃势，舞术自恣之人耳。……故袁氏者，断不可恃者也。恃袁氏无异恃袁氏之术。袁氏之术，乃其所以自欺欺人者也。彼自身且不可转，独奈何欲率天下之人，以赖袁氏之术乎？故今日者，必须去依赖袁氏之心，而后可以议战。以神圣庄严之大总统，奉之于袁氏足下，而袁蹴尔而不屑，宁非神州男子之奇辱耶？……就今日之时势观之，断非平和可以解决，则徒讲一时弥缝之策，希冀战争之不再开者，名虽尊重人道，实则违背人道。何则？以其迁延愈久而损失愈大也。……燮和不才，今已秣马厉兵，从诸君子后，若公（指孙中山）犹迟疑不决，当机不断，或且误听袁氏再求和议之举，则误我神州大局，沦胥我炎黄胄裔者，公将不能辞其咎矣！”（转引自白蕉编著：《袁世凯与中华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