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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燮和的这封信中，对袁世凯的揭露，确实如见其肺腑；对当时议和的评价，亦甚有见地；对孙中山的批评与希望，决不是李燮和一个人的，而是反映了中下层革命党人中反对同袁世凯妥协的分子对孙中山的意见与要求。这不能不给孙中山以重大的影响，使他从赞成同袁世凯妥协，逐步转变为“不愿妥协”了。孙中山这种认识上的变化，从《胡汉民自传》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胡在记载孙中山过香港同他谈到袁世凯时还主张“因而利用之”，但到该书的《迁就南北和议之真相》一节中就说，孙中山“先生始终不愿妥协”了。这一点，从其他人的记述中也可得到说明。

　　三

　　既然孙中山这时已“不愿妥协”，为什么最后仍不得不实行妥协，把政权拱手交给袁世凯？如果从革命的主观力量方面来分析，最主要的是领导这次革命的同盟会这时已经分崩瓦解，内部矛盾、冲突日益严重，已不能负起革命的领导责任来了。孙中山后来解释他为什么不得不与袁世凯妥协时沉痛地说：“局外人不察，多怪弟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假共和，犹未可得也。盖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战争，是以退让，以期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然进化也。倘若袁氏不包藏祸心，恢复专制，弟之退让，实为不错。”（《总理全书》《函札》上，三七五页）

　　事实上，早在武昌起义之前，同盟会已趋涣散、分裂。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对武昌起义的迅速到来与起义后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三·二九”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远走美国，把主要精力放在进行筹款、再发动新的起义上。黄兴在武昌起义前不到半年还认为“同盟会无事可为矣，以后再不问党事，惟当尽个人天职，报死者于地下耳。”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一九一一年七月在上海成立中部同盟会时，尚“定宣统五年为大举之期，盖恐各处过于急躁，故有此宣告也。”（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近代史资料》一九五六年第三期）由于同盟会在武昌起义前已趋涣散，对武昌起义的爆发没有思想准备，再加革命党人对起义后迅速发展的形势，缺乏应付的经验，所以在武昌起义后，革命派就陷于被动的局面。他们和立宪派、旧官僚划不清界限，以致许多立宪派分子和旧官僚挤入了革命行列。这些立宪派分子，又利用一些革命党人在起义成功后迅速膨胀起来的争夺权力地位的思想，从中拉拢、分化，就促使革命派中原来的各派系、集团间的矛盾日趋尖锐。从胡汉民和章太炎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革命派内部的矛盾、冲突，已经达到多么严重的程度。《胡汉民自传》中说：

　　“国内同志以先生既归，乃共谋建立政府，举先生为总统。时章炳麟、宋教仁已先在沪。章尝倡言，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同志多病其妄。章又造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之口号。盖章以革命名宿自居，耻不获闻大计。其在东京破坏军器密输之举，党未深罪之，章仍不自安，阴怀异志。江、浙之立宪派人，如张謇、赵凤昌、汤寿潜之属，阴逢迎之。章喜，辄为他人操戈，实已叛党。钝初居日本，颇习政党纵横之术，内挟克强为重，外亦与赵（凤昌）、张（謇）、汤化龙、熊希龄相结纳，立宪派人因乐之以进，宋之声誉乃骤起，故章炳麟才之。然终以党人故，克强不敢夺首领之地位，钝初始欲戴为总统，己为总理，至是亦不得不服从党议，然仍主张内阁制。”（《胡汉民自传》，五五页）

　　尽管胡汉民也是一个有派性的人（上述内容有的系属主观的论断，如说“然终以党人故，克强不敢夺首领地位”，而根据史实，人们却找不出黄兴有什么争夺孙中山在革命党内首领地位的言行），但他所说的情况大部分还是属实的。如“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这一在当时对革命起了极为恶劣影响的口号，就是由张謇提出，经章太炎散布的(黄一欧在《辛亥革命杂忆》中说：“中山先生后来说，章太炎的话是附合当时的某官僚的话。一九二三年，中山先生在广州任大元帅，对中国国民党员发表演说，讲到武昌起义后，他由巴黎到达上海，本党的同志及绅商各界，甚至一般老官僚都一起来欢迎他。其中有一个官僚极为郑重地说：‘好极了，现在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灭了，’当时一般官僚最怕的就是革命，故造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八个字，去抵制革命党，而革命党人不明白他们的用意，也随声附合。中山先生讲演中没有点出这个官僚的姓名，实际上，他指的就是张謇。”（见《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三三页）)。宋教仁内挟黄兴为重，外与张謇、熊希龄等人相结纳，欲自为“执政”，托章太炎为其制造舆论；章有意抬高宋教仁，贬低孙中山，这些都是事实。章太炎在《自订年谱》中就说当时革命党领导人中无有过宋教仁的。而与章的态度相反，孙中山当时对章太炎却还是不抱成见，力求团结的。当组织南京临时政府时，孙中山曾提名章太炎为教育总长，只是由于多数人的反对，才改由蔡元培担任。章为此不满，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的第三天，宣布脱离同盟会，与张謇、汤寿潜等人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用行动来实践他所宣传的“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

　　由于同盟会最高领导层存在着上述矛盾，所以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在孙中山的住处讨论政府的组织形式时，就发生了一场究竟是采用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激烈争论。宋教仁坚持主张内阁制，孙中山表示反对。他说：“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胡汉民自传》，五六页）当时参加会议的有黄兴、胡汉民、汪精卫、宋教仁、陈其美、张静江、马君武、居正等。孙中山的意见，首先得到张静江的支持，其他参加会议的人，除宋教仁外，也全都同意孙中山的意见，遂决定采用总统制。在讨论过程中，黄兴曾劝宋教仁取消提议，但宋教仁坚持己见，仍主张实行内阁制。（居正：《辛亥札记·梅川日记》合刊）以至后来在各省代表会议上，又发生激烈的争论。马君武为此公开“指摘宋教仁是自谋总理”。（马凌甫：《辛亥革命南京临时政府亲历记》）

　　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和光复会成员之间的矛盾较前更加发展了。同盟会的陈其美与光复会的李燮和同时在上海策动武装起义。上海克复后，陈其美置李燮和于不顾，自称上海都督，李拟起兵攻陈；后李率部据吴淞，称吴淞都督，与陈对抗。陶成章则设光复军司令部于上海，招募士兵，与陈其美争权，陈其美派蒋介石指使人将陶成章刺杀于广慈医院。在广东之同盟会与光复会亦“不能调和，日生轧轹”。对于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孙中山从革命的利益出发，努力调处，但并无多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