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辛亥革命前夕，在“士官三杰”活动的北方，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革命派大力争取和推动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人推翻清朝专制政府；吴禄贞对革命派则抚慰、利用，企图使革命派循着他的轨道前进，同时又借重清室新派良弼的庇护发展自己的势力；清室新派载涛、良弼和在日本的梁启超暗中携手，成为吴禄贞的幕后支持者。他们企图利用吴禄贞等人的力量，推倒旧派奕劻、载泽，铲除袁世凯，夺取清政府的最高统治权，实行君主立宪，缓和清廷与立宪派的矛盾，进而消灭革命。“士官三杰”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发动“滦州兵谏”和推行武力进逼清廷的计划的。
二、辛亥革命中的“士官三杰”
1911年，清政府决定举行永平秋操，用军事演习的办法炫耀武力，借以向革命人民示威。参加这次演习的有张绍曾的第二十镇、吴禄贞的第六镇和蓝天蔚的第二混成协等部队。九月二十九日（八月初八日）张绍曾的一部由奉天出发，十月十日夜军抵昌黎时，武昌爆发起义，北京政府急电停止演习。十月十一日，清廷命张绍曾部队开赴滦州听候调用。张绍曾随即奔赴北京，“窥其颠末”。当时，清政府准备派张绍曾等领兵南下镇压革命。张得知消息后，于十月十三日急返奉天，“道经滦州，偕镇部诸人同返，共划戎机”。于是，张绍曾约第三镇统制卢永祥、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等人，共同研究对策。张绍曾宣布：“湖北之变，为除专制，主共和，以此倡义号召天下，凡属同胞，谅皆赞助。今吾辈所统各部队，半属北人，虽未预约同谋，应皆晓然斯义，倘贸然而往，胜则自残同类，负亦死无指名（11），拒绝领兵南下镇压革命。随即，张将其在奉天的军队调滦州集中。
十月下旬，反革命清军在汉口受到革命军的猛烈攻击，急待援兵。清廷一日数电，急令张绍曾等人率部南下，陆军部甚至为此专门由北京派遣汽车二百辆至滦州，“督促拔队至鄂赴援”。当时，“驻滦军官，自统领以下，有不明此意义者从违各半”。在这种“从违各半”的情况下，张绍曾的态度如何，将起决定作用。张绍曾在从奉天返回滦州的次日，即十月二十七日清晨，再次当众宣告：“湖北革命，名正而言顺，专尚征讨，不合人情，况以同种相残，世界无此蛮行，所有军队，均不前进”（12），再次拒绝领兵南下，态度颇为强硬。
不仅如此，张绍曾等人还提出推翻皇族内阁的“兵谏”政纲。十月二十九日，张绍曾、蓝天蔚约同第三镇统制卢永祥、第三十九协统领伍祥桢、第四十协统领潘矩楹诸将领，联合电奏清廷，提出“请愿意见政纲十二条”，在拥护“大清皇帝万世一系”的前提下，反对皇族内阁，要求在本年内速开国会，改定宪法，赦免国事犯，不得任意逮捕等（13）。请愿政纲的宗旨，是为避免“世界革命惨史”重演于中国，即通过“改革政治”，“以懈其已发，而遏其将萌”，瓦解革命，收拾“大局”，稳住风雨飘摇的皇座。这就是辛亥革命时期轰动北方的“滦州兵谏”。
张绍曾出身富家公子，一贯优柔寡断，在“士官三杰”中是比较保守的一个。此次武昌起义则断然一再拒绝领兵南下，继又大胆提出政纲十二条，这决不是出于他个人的主谋，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对此本文下一节将加以说明。
清朝政府接到“兵谏”政纲以后，“因兹事体大，立开御前会议”，由良弼“按条宣读”，读到第八条要求“组织责任内阁”，“皇族永远不得充当内阁总理大臣”时，“亲贵大哗”，“相对而泣，莫敢谁何”，一个个都惊呆了。载洵、载泽、溥伦等极力反对“兵谏”政纲，并主张严惩张绍曾。但是，他们了解到此时革命烽火已延至山陕，京津动荡，张、蓝军队近临京畿，若操之过急，则将促成北方祸乱。因此最后只好由“载涛与良弼、善耆等转圜，认为宪法仍应依旧颁布，敬舆亦应惩办”（14）。
正当清室权贵惊魂未定的时候，又传来张绍曾在滦州截留清廷运往武汉军火的消息，并收到张绍曾致军咨府呼吁切实停战的电报。电文痛斥清廷“假行立宪，拥护专制，奸庸尸位，亲贵擅权”的罪行，要求南北同时停战，俟停战后“集合军民代表共诣北京协}义组织新政府”，以便推行宪法（15）。上述要求，比起“兵谏”政纲的内容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否定专制朝廷，建立新政府。
当时清军汉口前线急待军火接济，清政府和袁世凯得知张绍曾截留军火的消息，焦灼万状，曾通过各种途径要求张绍曾放运。首先命冯国璋、段祺瑞等致电张绍曾：“日本及各国均已戒备，专视滦州军队之举动，以为进退”，“倘因扣留军火，为外人误会”，“至召瓜分之祸”，张绍曾要负完全责任。同时指使章远采等致电张绍曾说，赵尔巽所购军火，系受“袁宫保所托”，“军火需用孔殷”，希“即日放运”。又由押运军械委员张允仁致函张绍曾：“统制暂留军火原以有待，今日谕旨，已经宣布，立宪宗旨，已达目的”，希“迅赐开行”，“以卸仔肩”（16）。面对清政府和袁世凯的威胁诱惑，张绍曾不但没有屈服，而且又电军咨府，主张组织临时政府，并说，“临时政府必须由国会制定宪法选举出来，清廷敕任的内阁总理大臣，不合宪法”。很显然，张的这一行动是直接对准新任内阁总理袁世凯的。
张绍曾的“兵谏”、“截运”以及反对袁世凯任内阁总理等，使北方的形势异常紧张。当清廷软硬兼施，迫诱张绍曾“放运”的努力失败以后，便使出了一箭双雕的毒计，特派吴禄贞于十一月二日前去滦州“抚慰”张绍曾。
原来，命吴去滦，并不是出于清廷对他的信任，而是借此拴住吴的手脚，并观察他的动静。吴禄贞抵滦后，致函张绍曾说，“如政府再不允许所请，各军均向北京进发，驻扎京师附近，一面要求改良政治，一面命令革命军及第一军停战，以救生命涂炭之苦”，“中国存亡，全仗此举”（17），驻滦州兵谏发展为以武力逼清廷纳谏。为此，吴禄贞与张绍曾等人筹划组织“立宪军”。当天，“吴与张、蓝密议，陈其采、蒋作宾、张世膺、吕均、杨德邻、石润金等亦参与机要。最后决义，以滦州张部为第一军，奉天蓝部为第二军，保定吴部为第三军。第一军由滦州去丰台，三军由保定趋长辛店，第二军作后援队。策划既定，分别实行”（18），准备从南北两面夹逼北京，放倒载沣、载泽，阻止袁世凯进入北京。当时，北方反革命清军的部署是：第一军由荫昌率领南下守京汉路南段，抵挡武汉革命军；第二军由冯国璋率领守京浦线，南下攻南京；第三军即禁卫军由载涛、良弼督率，留守北京。禁卫军是新成立的皇室亲兵，没有多大的战斗力，北京兵力十分空虚，而且载涛、良弼督率的禁卫军还可能成为“立宪军”的内应。吴禄贞组织“立宪军”进逼北京，虽未准备彻底倾覆清廷，但在当时革命烽火燃遍全国的形势下，对清政府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吴禄贞赴滦后的行动，使清政府与他们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形势更为紧张。
参加吴、张密谈的，大都是他们的亲信和革命派。其中陈其采是他们士官学校的同学，又是革命派陈其美的胞兄，吴对陈未加介意。不料以军咨府厅长的身份随吴去滦的陈其采原来是监视吴禄贞的特务。会后，“陈其采溜了，停在滦州车站上的所有车皮全都开跑了”（19）。张绍曾、吴禄贞原定“由汽车南北运驶”军队，夹逼北京的计划因之落空（20）。但是吴禄贞、张绍曾并没有因为事机被泄、形势危急而取消进逼北京的打算。他们准备进一步联络晋军，“不假铁道，徒步行军而进”，决心干到底。清政府得到陈其采的密告以后，决定对张、蓝、吴三人采用不同的手段进行镇压。首先，把矛头指向张绍曾，以平息“滦州兵谏”。
“滦州兵谏”的第二天即十月三十日，清廷宣布开放党禁；十一月二日，即在派吴禄贞去滦州的同一天，清政府虚伪地称赞张绍曾提出的“政纲十二条”，“系为维护皇室靖乱源起见。览奏具见爱国之诚，实深嘉许”（21）；接着又于十一月三日颁布了宪法信条十九条，满足“滦州兵谏”的要求。清廷这一系列“抚慰”策略，使张绍曾的思想发生动摇，他在致载涛的一封电报中说：“清廷锐意维新，定卜可达希望”，并将“钧谕转传各军将士”（22）。不料十一月六日，清廷却突然下令解除张绍曾的兵权，命潘矩楹接任第二十镇统制，任张绍曾为“宣抚”大臣，去长江一带“劝导”革命军，以此立功“赎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