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爆发前，资产阶级立宪派曾利用高涨的革命形势，压迫清政府向他们开放政权。1906年，清政府为欺骗人民，消弭革命，颁布了“预备立宪”的上谕。1907年，资产阶级立宪派首领梁启超为了推动立宪，成立了“政闻社”。接着，立宪派在1908年至1910年间先后三次发动规模日益扩大、要求日益强烈的“国会请愿”运动。但是，昏庸顽固的清室权贵，不仅没有满足立宪派的要求，缓和他们同立宪派的矛盾，反而采取高压政策；袁世凯及其党徒又“力促张之洞奏请清后举发康梁乱党秘谋”（40），于是“政闻社”被封闭，一些激进的请愿代表被“押解回籍”或“发往新疆充军”。梁启超为了争得回到祖国的自由权利，曾通过各种途径运动清室权贵开放党禁，又遭到皇族顽固势力载沣、载泽之流的蛮横拒绝。清朝政府的反动政策及袁世凯的肆意为敌，激起立宪派无法忍耐的愤怒。立宪派的《国民公报》主编徐佛苏甚至主张“一齐放倒”，推翻清政府（《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梁启超虽然不同意“一齐放倒”，但也痛斥清廷为“妖魔窟”，并改变和平请愿的主张，密谋依靠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等新军将领及部分禁卫军，实行宫廷政变，以剪除一批，拥护一批，迅速实现君主立宪。
梁启超的“宫廷政变”计划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早在1908年春．梁启超即派汤觉顿去北京，活动于肃亲王善耆和良弼之间。为了保护光绪皇帝及反对奕勖、袁世凯，“肃邸日盼觉顿往”，并对汤“以诚相待”，因此使汤感到“吾党今日得此人而联络之，天所赐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迨光绪皇帝死后，梁启超等人因立宪请愿运动及开放党禁的要求累遭奕勖之流压制，就拟订了一个“宫廷政变”计划。这个计划在酝酿过程中，对他亲密的老朋友、常住北京的徐君勉都未曾具体透露过，直到武昌起义爆发后，才不得不写信给徐，“倾筐倒箧一言之”，以便了解他的行动意图并加以积极贯彻。梁启超在这封长达四千字的信中，详细追述了两年来他与清室权贵往来的经过情形及武昌起义爆发后的应变计划。梁启超说：“两年以来，朝中与吾党共事者”有军咨府大臣载涛与海军大臣载洵，而载涛与度支大臣载泽“地位相逼，暗争日甚，去年解禁之义，涛、洵争之不下十次，而梗之者泽也”。载泽又与庆亲王奕勖紧密勾结，“使泽势大张。泽遍布私人，如张謇、郑孝胥之流，皆为之鹰犬，而外之复与袁（世凯）结，务欲蹙涛于绝地”。两派斗争颇为激烈。梁启超与载涛计划：“以全力抚禁卫军，成为心腹，然后一举而廓清之。”梁启超接着说，“故数月来，惟务多布吾党入禁卫军，而外之复抚(驻保定)第六镇之统制吴禄贞为我用。一切布置皆略备矣”。“去年之款，全耗于此。”“吾两月前致吾兄书，谓九、十月间将有非常可喜之事，盖即指此。兄屡函求吾明言，吾以议事秘密，不欲道尔。”（41）（《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
韩锋在《武昌起义后在京党人的活动》一文中也谈到梁启超与载涛、良弼等人密谋的政变计划和与张绍曾的关系。他说张绍曾“与君宪党梁启超至有交情”。在辛亥革命爆发前的“政局动荡时，任公曾召集汤济武（化龙）、林长民等君宪党人会议，载涛（军咨大臣）、善耆（民政大臣）……良弼（禁卫军都统）等亦派有代表列席，席间多主张催促清廷即刻颁布宪法。会后，载涛派人与任公磋商说，满人中不少顽固之徒，不容易平平稳稳颁布宪法，能不能找一个据有兵权的人，加入君宪党内”，然后仿效楚国大夫“鬻拳兵谏”的故事，“以威力强迫清廷刻即颁布宪法，他愿为后盾。于是张敬舆遂由任公介绍，列名君宪党中”（42）。当时梁启超在日本，有无可能并于何时何地召开这样的会议，尚待查考。但韩锋是辛亥革命时期活动在北京的革命党人，对当时北方的情况颇为了解，他此处说的梁启超策划兵谏的事，与梁自己谈到的政变计划相佐证，应属可信。
上述梁启超给徐君勉的亲笔信件和韩锋的回忆确凿地说明，梁启超等人在国会请愿运动和要求开放党禁失败以后，准备利用清室权贵之间的矛盾，拉拢载涛、良弼一派，实行宫廷政变，剪除皇族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勖、度支大臣载泽为首的顽固集团，拥载涛为内阁总理，立即实行君主立宪。
但是，武昌起义的突然爆发，打乱了梁启超昔日规划的步调。善于应变的梁启超，迅速制订了应急措施，决心亲自回国指挥战斗。他在行将离日回国的前夕，十月二十八日晨，给徐君勉发了一个急电，授以方略：“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以抚革党，国可救”；“声称不接济北军军饷，如是则革党引以为友，无所用其煽动，而北京益危，自不得不俯从吾策，此则最近所分途布置也”（43）。关于梁的这一计划，韩锋的回忆录中也有说明。韩锋在“滦州兵谏”期间曾赴滦州，游说于蓝天蔚周围，促其走向革命，因而对“兵谏”内情比较了解。他说：“滦州兵谏”是在梁启超的指使下进行的。梁启超“假借庚戌俱乐部的名义”，起草了立宪要求十九条，草案写好后，“曾先经载涛过目，才由任公密付敬舆，嘱其指使少数官兵哗变，扣留南下军实，然后派员将草案赉送北京，促使清廷颁布”。后来，张绍曾“遵照任公的计划去做，并派骑兵管带率兵二十名驰抵北京，赉送这项表彰和宪法草案”（44）。由此可见，以张绍曾为首发动的“滦州兵谏”是在梁启超的直接策划下进行的。
梁启超在准备返国前，还派遣立宪派要员潘若海先行归国，专门给吴禄贞送去一封密信，信中扼要地指出：“今国势杌陧，不可终日，中智以下，咸忧崩离”，“今后之中国，其所以起其衰而搭诸安者，舍瑰伟绝特之军人莫属也。由此以谈，天下苍生所望于公者，岂有量哉”。“今因其北游，以写相思，书所不尽者，则若海面语也。”这显然是鼓动吴禄贞用手中的军队“起其衰而搭诸安”，完成“政变”；若海面语的内容，很可能就是具体的部署（45）。潘若海是梁启超的亲信，活动于北京的立宪派骨干分子，“极明时局”，尝奔走于载涛、载洵、善耆之间，与吴禄贞也常有联系。辛亥革命爆发后的一段时间内，吴禄贞呆在北京，梁启超给吴禄贞的重要信件，派潘若海送达，是不会有误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吴禄贞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梁的影响。
梁启超在派潘若海先行归国联络，又通过电报、书信给北京的亲信要员授以策略之后，随即离日返国。十一月六日，他自日本乘天草丸轮船“掉臂而前”，兴致勃勃地奔向大连。他打算到北京后，“利用北军倒政府”，“勒禁卫军驻宫门，以备非常，即逐庆、泽，而涛为总理，杀盛（宣怀）以快天下之心，即日开国会”，同时逼迫皇帝“下罪己诏，停止讨伐军”，“不容内争”，缓和反革命与革命之间的矛盾，“然后由国会选代表与叛军交涉”，使“举国人心暂归和平党”，由君主立宪派控制国会，“完全宪政从此成立”（46）。十一月九日梁启超抵大连。梁启超的此次回国，与国内立宪派早有联系。当梁从日本启程回国时，蓝天蔚即筹划在奉天起事，并“日望”梁归，听说梁归国，竞“额首相庆”。熊希龄得知梁启超抵大连的消息后，先派李彬前去迎接，自己也马上从北京赶回奉天。十IEI梁往旅顺，当夜即乘汽车匆匆抵达奉天郊外，在日本人的保护下进入日驻奉天领事馆。当时袁世凯“观望不进”，尚未入都，“新内阁未成立”，“亲贵互相斗”（47），北京呈现一片混乱状态。梁启超准备十一月十二日赶往北京，在去京途中“先往滦州一行”，并“拟即往见吴禄贞”。他颇有把握地认为，“北军中可用者一镇半”，亦即张绍曾的第二十镇和蓝天蔚驻奉天混成协，“大约都中秩序，十日内恐必将破，能用此二军恢复秩序”，同时，“与外交团交涉，徐图进取”，“资政院皆吾党，一投票足矣”，可以“为所欲为”，如此等等；甚至想自己做内阁总理，不胜乐观之至。不料梁启超到达大连后，得知吴禄贞已死，大失所望。于是就把“一线希望”寄托在张绍曾、蓝天蔚二人身上（48）。可是，当梁抵奉天郊外时，张绍曾又已被解职并到北京去了。梁在北京的活动分子汤觉顿、罗悖融急忙专程由北京过奉天来大连。向梁报告张绍曾、蓝天蔚等人“滦州兵谏”失败的情况。十一月十一日蓝天蔚在奉天发动起事亦告失败。同时，在梁启超抵大连的第二天，清廷急忙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十一月十三日，袁世凯迅速带兵入京，成为梁启超前进路上的一大“魔障”。形势的发展对梁十分不利。这时熊希龄在大连，接连几次发电报、电话催梁赶紧离开，“半日不许逗留”（50）。于是，梁启超在旅大、奉天停留不过四天，大约于十一月十三日，在汤觉顿、熊希龄等人的催促下，不得不慌忙逃返日本。至此，立宪派梁启超等人的政变计划宣告彻底破产。
事实说明，张绍曾、蓝天蔚、吴禄贞的“滦州兵谏”及组织燕、晋、滦“立宪军”活动，是梁启超在革命高涨的情况下，企图利用清廷内部矛盾通过武装政变以达到立宪派夺取政权的全盘计划中的一个中心环节。“士官三杰”在辛亥革命中的行动，与梁启超的部署是完全一致的。
四、“三杰”活动的性质
从“滦州兵谏”的十二条政纲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张绍曾的“兵谏”，是资产阶级立宪派的立宪请愿运动从和平请愿发展到武装请愿的高峰。蓝天蔚被赵尔巽免职后，他在从大连至上海的途中给赵尔巽写了一封信，信中具体地谈到他接受清政府免职的原因和他行动的性质。他说：“天蔚秉性过愚，素非畏事之辈，亦非无起义之权，并非无辅佐之人；然犹甘辞兵柄，单骑人鄂，晓以利害者，诚以东省迭遭兵燹……不忍生民涂炭，我公危险；且恐与日前奏请宗旨相背谬，无以见信于天下耳。”（51）这就清楚地说明，蓝天蔚接受清政府的免职是为了避免革命流血和不违背君主立宪的宗旨。
现在需要进一步论证的是吴禄贞活动的性质。当时，追随在吴禄贞身边的革命党人陈之骥有一段亲历回忆，十分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据陈之骥说，当武昌起义爆发后，许多革命党人都围绕吴禄贞，“希图其响应武昌，吴亦以此自任。而其结果不如此者，革命事起吴在京活动甚力，山西独立，令吴驻保定第六镇之第十二协开赴石家庄防堵，在吴临行前对人私谈，他说：‘此去有两个计划：第一个计划，滦州第二十镇往南开，保定所驻军队往北开，一同直趋北京，打出旗号是推翻清室，创造民国；第二个计划，滦州和保定军同样会师北京，打出的旗号是维护清室，革新政治。但第一个计划，我们力量太薄弱……而且北方民气，不如南方……我们本钱有限，虽然革命总带危险，但看出危险，是不能不顾虑的……”’同时，因为吴禄贞与载涛、良弼已取得一致意见，得到涛、弼的支持，所以吴认为：“袁世凯素为北京亲贵(除奕勖一派外)所敌视，我们会师北京，拥护清室，铲除袁世凯，此种计划，肃(善耆)、泽(载泽)、涛(载涛)、良(良弼)等都已谅解，他们认我们为友军，不会冲突。到京后我们拿到中央政权，挟天子以令诸侯，先解决了袁，对于汉口前线军队，酌量调拨，分化这一部分旧势力，再进一步完成我们最后目的，这只好看机行事。”（52）从这里可以看出，吴禄贞计划拿到中央政权后，“挟天予以令诸侯”，就是要继续保留皇帝，“分化一部分旧势力”，也就是说还要保留一部分清室权贵，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完成“最后目的”。这里所说的“最后目的”，只能是拥载涛、或拥梁启超或是他本人为内阁总理，立即实现君主立宪，而不是彻底推翻清室，建立民主共和国。
